竹艺村村民在制作竹编。

竹艺村的竹艺品。

游客在余村与余农场游玩。

余村文创产品。

四川竹艺村，竹编手艺是这里村民代代相传的看家本领。

浙江余村，竹林占全村山林面积近90%，虽盛产竹子，却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

两座村落的里里外外，精美的竹工艺品点缀其间，气质相似、文化相近，各美其美。

行走竹林间，我们发现，两个村虽然都是竹产业的承载地、竹文化的传播者，但对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却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与选择。

村庄的生命力如何青春常在？老与新如何融合共生？两个村都在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艺名”变本名，竹艺村又有新“主意”

绽放更大能量

不仅是年收入上亿元

“网红村”名片

竹艺村

位置：成都崇州市道明镇

人口：681户2354人

耕地面积：3992亩2024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3.85万元

荣誉：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特色：培育了68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创新设计了300余种时尚单品，全村年收入1.4亿元左右

来到竹艺村，我们发现了一个细节——2022年之前，竹艺村还只是一个“艺名”，它的本名是龙黄村。2022年，龙黄村正式更名为竹艺村。

竹艺村的地标性建筑“竹里”，源自陆游的《太平时》。从空中俯瞰“竹里”，一个类似数学符号无穷的“倒8”形状，让人不由联想到这个幽静之处想要绽放更大能量的愿景。

“我们不希望大家提到竹艺村，就只知道竹里。”崇州市道明镇党委书记周维松说。

当下的竹艺

“篾匠”手艺已升华，一只竹编大熊猫可卖6000元

走进竹艺村，“杨隆梅工作室”的牌子就在村口醒目地立着。

杨隆梅是土生土长的竹艺村人，也是四川省道明日用竹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四川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位“90后”。

学竹编这门手艺的人被老一辈称之为“篾匠”，他们用竹篾编织筲箕、箩、筐等农村生活生产用具，挣的是辛苦钱和手艺钱。这门手艺工艺繁琐，不学上几年出不了师。从事这一职业的多为老人，少有年轻人追寻这份职业。

而在杨隆梅手里，这份工作焕然一新。

茶具、酒具、竹编摆件、箱包……工作室的展柜上，陈列着各类竹编工艺品，其售价大多在四位数以上。工作室的另一侧，展示着杨隆梅的各类荣誉奖杯，以及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的照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身份，让我有不少机会外出考察，许多竹编艺术品的思路，都是从国外一些工艺品中借鉴而来。”杨隆梅说。

竹艺村的一大基础，就是有许多功底扎实的手艺人。杨隆梅有一个200人左右的团队，她负责接单和设计，手艺人则负责完成。“根据不同工种，这些手艺人每天能获得100多元到500多元的报酬。”杨隆梅说。

从全村来看，80%农户在大户的带动下获得了就业机会，其中不乏年轻人。

同为“90后”的本村人郑雪云，在杨隆梅的指导下完成了一只竹编大熊猫，这样一件工艺品，售价可达6000元。郑雪云从当学徒到现在，她的月收入从不到2000元涨到5000元左右。“制作高端产品，周期长，耗神费时，需要沉得下心。”杨隆梅说。

好山好水叠加竹文化底蕴，也吸引了高校的目光。中央美术学院在这里设立乡镇现代化转型研究教学实践基地，与当地共同培养青年传承人与设计师。杨隆梅是这里的客座老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村里人，没有竹编文化，我的人生就不会有这样的风景。”在杨隆梅眼中，竹编事业给她带来自信和底气。

如今，竹艺村的校地合作基地，培育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8名，创新设计了胸针、耳环等300余种时尚单品。竹编也是在这里，由特定场景使用的器具变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潮品。

未来的竹艺

打破空间局限，对外输出更多竹产品和竹文化

目前，竹艺村全村年收入在1.4亿元左右，其中旅游收入约为7000万元，其余则为竹产业相关收入。周维松认为，虽然竹工艺品名声在外，有一定影响力，但受市场空间所限，其所带来的“GDP能量”还不够高。

从杨隆梅工厂的收入结构也可看出，即便她的产品已与意大利服饰品牌Max Mara联名，文创产品占比也只有20%左右，收入主要来自工程装造、研学等。

怎么解决？周维松认为，从长远来看，竹艺村的主导支撑产品，要由竹工艺品转为竹工业品。“大力发展以竹家具、竹地板、竹凉席等为代表的产品。”

浙江的安吉、四川的青神，在这方面已有成熟经验。2023年，安吉县竹产业年产值180.28亿元；2024年，青神县竹产业综合产值预计实现90亿元。

去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给竹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要解决工业品规模化的生产问题，首先要有场地。

周维松介绍，目前镇里正在规划相应载体——12万平方米的竹产业空间。机械化的加工方式不仅能满足竹家具制造，还能为竹工艺品提供粗加工原材料蔑块、篾条等材料。“目前主要是对外采购，每年采购成本就有1700多万元。如果是自己做，成本将下降一半。”

竹产业空间发展成熟后，能让竹艺村的竹产品更顺畅地销往全球，预计将带来年产值20亿元。

不仅是竹产品，竹艺村想要输出的还有竹文化。

杨隆梅工作室旁，蜀花花品牌主理人秦毅开了一家“蜀胖达Coffee”。目前，全村引入了41名创客人才、设计师等新村民入驻，秦毅就是其中一位。

咖啡馆里的竹元素让这家村咖既有乡土味，又有设计感。“每逢周末，不提前订位没地方坐。”秦毅说。到了周末，咖啡馆一天的销售额能达5000元。

“但这还远远不够。”秦毅告诉记者，在成都周边的其他村，类似这样的村咖场景不少，同质化竞争明显。许多人周末抵达竹艺村已是10点后，有效逗留时间也就几个小时，再叠加工作日客流量少的问题，村咖怎样做出差异化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秦毅的一个近期解决方案是，在咖啡馆旁再打造一个有竹元素的会客厅，同时满足商务会谈等诉求，让工作日也能热闹起来。

一个远期方案则蔓延到位于四川天府新区的天府国际会议中心。秦毅在这里开的咖啡厅，充满了来自竹艺村的设计元素，让在地文化在这里和国际交流接上了轨。

这样的思路，也跟记者在竹艺村旁的白塔湖旅游专线上看到的标语“竹编对话世界 文化点亮乡村”相吻合。

产品+文化，让“竹”和“艺”走向世界，竹艺村正在萌生新“主意”。

招募全球合伙人、数字游民，余村一年搞上百场社交活动

乡村3.0版本

是年轻人的梦想乐园

“网红村”名片

余村

位置：浙江省安吉县

人口：280户1060余人

村域面积：4.86平方公里

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4万元

荣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特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彻底改变以矿为主的发展道路，将一个竹林山村打造成青年创业乐园

余村山林面积6000亩，其中5200亩都是毛竹林。近年来，余村一边不断提升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另一边又跳出“靠山吃山”的发展边界，在绿水青山间探索打造乡村3.0版本。

2024年，这个只有200多户原住村民的小村落，涌入122万人次游客打卡，上百场诸如观星、星空音乐会等社交活动从年头排到年尾，一批批全球合伙人、数字游民在村里落脚生根，成为“新村民”。

被竹林环抱的余村，正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

进阶的乡村

不缺游客不缺年轻人，有各种时尚消费业态

以矿为生，是这个小山村被尘封已久的历史。去年7月，村里废弃的矿山遗址，成为著名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户外经典演奏场所。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余村成功入选2021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走在村主干道上，远远就能看到路边搭着二层露台的白色小屋，连同身后一大片农场被栅栏围合在了一起。这里，是余村若干咖啡店之一的“与余咖啡农场”。

“远观有竹林，身边有麦田，帐篷下面喝喝咖啡、喂喂小动物，还是很受消费者欢迎的。”一边给游客端咖啡、送饮料，一边与记者聊起生意经的咖啡店主理人俞佳慧忙得正欢。

对于自家的咖啡厅变成网红店，俞佳慧显得很谦虚。完整运营了第一年，去年营收做到了百万元规模，最多时一天卖出了上千杯咖啡及饮品。“和安吉另一家一天卖出8000多杯的咖啡店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俞佳慧笑道。

远处一个由巨型落地窗拼接成不规则形状的现代工业风透明房子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经打听，这是当地人气颇高的音乐酒吧——乡音小馆。

“起初只是想在乡村里找个音乐工作室搞创作，但后来发现来余村的很多是年轻人，社交娱乐需求不小，索性分出了三个业务板块。”在该店主理人阿水的带领参观下，这个从垃圾中转站变身而来的酒馆尽显时尚活力：一楼主打乐队演出以及酒和咖啡销售，二楼室内继续保留音乐创作空间，室外则利用地势落差打造出举办音乐派对的户外空间。

不缺游客，不缺年轻人，这是吸引上海都市丽人卓莉斥重金在乡村投建OKKA乡野骑行社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中高端消费领域的自行车越野骑行项目，一张骑行天团的巨幅海报高调亮相在蓝房子外墙上，室内挂满的各种赛事奖牌、专业设计的乡野骑行路线图，以及混搭着北欧风的几间客房，为乡村再添一处时尚消费打卡地。

梦想的乐园

理解青年、尊重青年、成就青年，让青年和余村共融共生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余村来？

记者发现，无论是经营乡音小馆主理人阿水，还是OKKA乡野骑行社老板卓莉，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份——余村的全球合伙人，而这样的合伙人还有数十个。

余村村支书汪玉成，正是全球合伙人计划的策划者之一。汪玉成介绍，截至目前，全球合伙人计划已成功吸引60多个合伙人和新经济项目入村。为了“接住”年轻人，余村打造了一条“渐进式”青年入乡路径，让不同情况的青年都能找到舒适的创业环境。按照“两入股三收益”分配原则，利用村集体或乡镇资产、资源开展经营及业务，实现青年与乡村共同受益。

这三点，在卓莉和阿水身上都得到了集中体现。“麦田对面的青来集，就是外来青年和创业者们主要办公的地方。里面的DN余村数字游民公社，目前长期有100多名数字游民在里面居住生活，房租很便宜。”卓莉说，按照不同房间房型，最便宜的房租一个月只要400元，最多的也就1000元，她选择了后者。

房租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年轻人最看重的是这里“半城半乡”的放松状态。

“没有固定的工作环境要求，可能一半时间在城市，另一半时间在乡村，这是一种自由流动的、循环式的状态。”DN余村数字游民公社里的数字游民yaya说，只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上班，而余村还提供所需的配套环境、空间和基础设施，妥妥的“大自然工位”，这让厌倦了在城市格子间工作的上班族找到新的乐趣，流露出当下年轻人对生活和工作的鲜明态度。

DN余村门前的展板上，正显示着这里的“朝气指数”：百余位成员中，25%来自浙江，24%来自上海，11%来自北京；他们平均年龄28岁，63%为90后；研究生以上学历占30%，23%的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这类人群，主要为媒体类、技术信息类、学生、咨询行业、设计、创客……

“习惯了大城市的繁华，现在24小时生活工作在村里，会因为落差而感到寂寞吗？留得住吗？”从进村到采访若干的青年，记者始终关心这个问题，而每个采访对象都会反问记者，“为什么会呢？”他们甚至还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余村一直很热闹，每天都有各种社交活动。

没有实地生活体验，很难真正理解这样的感受，但透过每个人的言语，似乎又看到了更多答案：理解青年、尊重青年、成就青年，是余村发展的底层逻辑，它不仅为青年提供必备的工作环境，还通过“吃住行游购娱”生活配套及各类业态落地，把社团社交活动的重要性提到高点，进而形成青年人集聚生态。

如今，余村的新村民已超过原住村民，形成了青年人和余村共融共生的新格局。（记者 陈碧红 唐泽文/文 赵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