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5年年均用电增速10.4%测算，初步预计四川2025年用电量将达到4865亿千瓦时，但预计同期省内供应能力仅有约4600亿千瓦时，电量缺口约265亿千瓦时，若来水进煤不正常缺口还将扩大

◇水电方面，优先建设季以上调节能力水库电站，统筹好水电自用与外送量。火电方面，发挥好存量煤电对防范电网安全风险的支撑作用，推动煤电服役期满机组科学安全转为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

◇构建多元互补、多能共济的电力供应体系，配套建设与之相应的电网系统

　　2022年1月18日，国网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工人在白鹤滩-江苏±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高空作业。（受访者供图）

9月底，连接四川、重庆电源和负荷中心的电力高速路——国家电网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正式开工，开启了四川加快建设结构合理、规模适度超前的电力保障进程。

今年夏天，水电大省四川首次在丰水期出现严重缺电，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制约性影响。其原因既有短期内出现的极端天气因素，也有电源、电网等方面中长期形成的结构性因素。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实施，四川经济社会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未来年用电量大概率将保持10%以上的刚性增长态势，同时或将叠加更为频繁的极端天气加剧电力电量双供需矛盾。

《瞭望》新闻周刊日前组织记者走访多方业内人士及专家，在分析此轮缺电保电情况基础上，梳理出对策建议，以通过对症调结构，充实“工具箱”，提升电力供应韧性。

丰水期首现电力“硬缺口”

高原向盆地陡降的大落差形成了四川丰富的水能资源。全省水电技术可开发量约1.48亿千瓦，占全国22.4%，居全国第2位。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域，在全国13大水电基地中分别居第1、3、5位。四川也是“西电东送”的重要送出端，水电外送电量已连续5年超过13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外送1.8个2020年成都全社会用电量。

正常年份，四川水电富而有余。以2021年为例，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数据显示，四川水电总发电量约3724亿千瓦时，其中外送电量约1368亿千瓦时，约占水电总发电量的36.7%。除了国调大水电外送，四川省调水电还外送了富余电量约284.5亿千瓦时。

而今年夏天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直接导致用电需求暴增。四川省气象局、四川省水利厅资料显示，7月4日至16日和7月25日至8月29日，全省出现两轮持续性极端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最高气温达到创纪录的44.0℃；全省平均降水量146.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56.9%，位列历史同期第一少位。持续高温、降雨偏少致“汛期反枯”，7月份，四川主要江河来水相比多年同期均值偏少2至7成，8月份进一步偏少4至8成。岷江、大渡河为有实测记录以来同期最枯。

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数据显示，8月高温持续期，四川居民日均用电攀升至4.5亿千瓦时，最高时达到4.73亿千瓦时，是常态的3.6倍，净增的3亿多千瓦时基本是空调负荷。据测算，四川今年夏季空调降温负荷近2300万千瓦，超过全省用电负荷的1/3，其中负荷中心成都高峰期空调负荷甚至占成都市电力负荷的40%～50%。

往年夏季丰水期，四川省调水电发电量每天可达9亿千瓦时，在满足自用之外还可调度外送。今年高温持续下全省用电需求急剧攀升，最高负荷一度跃升至6500万千瓦，同比增长25%。同时水电发电能力断崖式下降，单日来水发电量最低降至4.2亿千瓦时。这一增一减，导致电力供需矛盾在短期内迅速放大，单日最高电量缺口达3.7亿千瓦时。

水电资源极为丰富且常年承担大量电力外送任务的四川，历史上首次出现丰水期电力电量双缺的极端严重局面，不得不启动能源保供一级应急响应。全省3万多户企业（含1.3万户规上工业企业）被迫停产，日均损失上百亿元。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总交易师张勇林介绍，过去四川省工业、商业、民用电量比为6∶2∶2，在今夏高峰期变为2∶2∶6，工业用电量减少四成，每天让渡3亿度电给民用。

为应对上述情况，国家电网、四川省及相关方面因时因势、及时调整完善电力保供措施，由四川省统一调度的水电机组根据来水情况设定底线阈值、深挖潜力，日均发电4.56亿千瓦时。同时，火电、光伏、风电等非水资源加力贡献、日均发电量3亿千瓦时，国家电网利用入川通道最大输送能力每日支援电量1.32亿千瓦时，在8月份最艰难的10天左右时间，四川基本保障了民生和重点领域用电，殊为不易。

2022年8月3日，夕阳下的布拖换流站输电线路。（卢宥伊/本刊摄）

大规模停限电暴露

电源电网结构性短板

梳理四川此轮高温缺电的中长期因素，一是装机结构偏单一，调节能力不足。地理特性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四川以水电为主的电源结构。四川省发改委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四川省电力总装机11888.2万千瓦，其中水电9272.6万千瓦、居全国第一。而以水电为主的电源结构具有“靠天吃饭”的结构问题，即丰枯发电能力差异悬殊。

数据显示，四川枯水期发电能力仅为丰水期的四分之一，而具有调节能力的水电站装机占比仅为40%左右，调节性整体较差，历史上普遍存在“丰余枯缺”的结构性供需矛盾。

水电调节能力不足，其他能源能否补齐？火电方面，今年在水电大幅减发情况下，全省16座主力火力发电厂满发尽发。如8月22日，16座主力火力发电厂出力1272万千瓦，约占当日全川电网最大用电需求的五分之一。尽管如此，火电竭尽全力也无法弥补水电减发量。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方面，资料显示，四川新能源资源总量约一亿千瓦，主要集中在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攀枝花市“三州一市”。但由于水电资源相对更加丰富，以及新能源富集地远离主网、送出成本高等多种原因影响，截至今年7月，四川全省并网风电、光伏装机分别仅约590.2万、202.5万千瓦，在整体能源体系中占比很小。

二是电网互济通道不足，支援能力有限。四川存在从“川西向川东”“西部向东部”两个“西电东送”的情况。其中“川西向川东”主要是省调电力，“西部向东部”主要是国调电力。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两个“西电东送”都存在电网通道方面的瓶颈或制约，对极端条件下乃至正常情况下的电网运行和电力调配都带来不利影响。

就“川西向川东”而言，从资源分布来看，四川的省调水电机组主要位于川西的甘孜、阿坝等地，而负荷中心成都地区装机容量占总装机不到4%，但用电负荷占全省35%左右，缺少燃煤、燃气发电稳定电源，需要大量从川西地区送入电量，但从川西水电群到成都负荷中心之间，有着众多自然保护区和不良地形地质区，通道走廊资源十分稀缺，传输能力紧张。

就“西部向东部”而言，目前国调大水电发电量高比例送出外省消纳，呈现电力“送多留少”的局面。如三峡集团和雅砻江公司所属大水电机组占四川省水电装机比重30%，且调节性能好，但在投产前已确定各省分电比例，大部分电量统一调度外送华东、华中、重庆等省市，仅20%左右电量留四川消纳。

同时，由于通道缺乏，四川与外省互济能力有限。四川水电与西北地区的煤电、新能源电等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丰水期可由四川电网向西北电网输送富余水电，枯水期可由西北电网向四川电网输送煤电和新能源电，实现两地资源“丰枯互济”。此次四川用电紧张，陕西宝鸡至四川德阳输电通道满功率运行，为电力入川作出重大贡献。

2021年9月6日，大凉山深处，新建铁塔林立。（受访者供图）

综合施策提高电力供给韧性

按近5年年均用电增速10.4%测算，初步预计四川2025年用电量将达到4865亿千瓦时，但预计同期省内供应能力仅有约4600亿千瓦时，电量缺口约265亿千瓦时，若来水进煤不正常缺口还将扩大。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实施，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都提出更高要求。相关部门和业内专家建议综合施策以提升电力供应韧性：

一是纳入极端天气因素，提高电力系统应急处置和抗灾能力。四川省气象局专家表示，不排除未来出现极热极寒等极端天气的频率更高、范围更大、强度更强，进而导致能源保障需求大起大落。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报告指出，今后应加强电网与应急管理、气象、交通等部门在灾害预警、影响预测等方面协同互动，提高电网灾害预判和处置能力，提升极端天气和微气象条件下电网建设运维水平。

二是加强外电入川通道建设，实现跨省互济。我国西北地区煤电、新能源丰富，能够与四川水电为主的能源结构实现互济。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谭洪恩建议加强省际协商，一方面加快落实已纳入规划的哈密—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分电四川，实现“疆电入川渝”；另一方面应尽早推动西北到四川第二通道等纳入规划、加快建成，实现电网间跨省交流互联，从调剂余缺走向互为备用，以提高整个电网在空间上的再平衡能力。

三是优化省内能源资源开发，强化源网协调建设。水电方面，优先建设季以上调节能力水库电站，统筹好水电自用与外送量。火电方面，发挥好存量煤电对防范电网安全风险的支撑作用，推动煤电服役期满机组科学安全转为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新能源方面，重点推进凉山州风电基地和“三州一市”光伏基地建设；以金沙江上下游、雅砻江、大渡河中上游等为重点，加快建设水风光一体化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基地，积极支持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场等分布式新能源发展。多能互济机制方面，统筹协调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方式，推动火电与水电互济、火电与新能源互济，优化完善火电电价机制和水电、新能源资源配置方式，让火电和燃气企业不仅积极建设投入，而且在关键时候能“顶得上”、水电丰沛时也愿意“让得开”。

构建多元互补、多能共济的电力供应体系，还必须配套建设与之相应的电网系统。特高压方面，全力建成甘孜—天府南—成都东、阿坝—成都东、天府南—重庆铜梁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及其配套500千伏工程，满足未来投产大型水电站和风光基地送出需求。同时，目前攀西地区已有8回500千伏线路与主网相联，2024年将达到10回，该地区还将建设3000万千瓦以上的水电和新能源，受通道条件、电网安全制约，其与主网500千伏联络能力已达“天花板”，需建设攀西电网至省内负荷中心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解决电网送出通道瓶颈制约。

省内主网架方面，结合特高压交、直流布点构建互联互济的主网结构，重点提升大规模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送出能力和省内受端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整体增强四川电网对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极端事件高发频发的适应性和运行可靠性。

四是建设大水电留川“小通道”，做好“战略备份”。“西电东送”是国家战略，四川作为清洁能源大省，为全国能源的供需平衡和安全发展作出很大贡献。金沙江、雅砻江等“西电东送”大水电除直送省外，要完善其与省网相连的“小通道”建设，助力四川电力保障和应急调剂。在此次缺电危机中，国家电网每日支援电量1.32亿千瓦时中有约三分之一是通过“小通道”实现的。

五是积极有序、量率一体推进各类储能设施建设。为电网提供应对极端气候、中长期电力缺额的跨季储能能力。在能源送出端，因地制宜布局建设新型储能设施，促进新型储能多元化发展和多场景应用。积极发展“新能源+储能”、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支持分布式新能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推进大容量和分布式储能技术示范工程。结合调峰需求和新能源开发，在新能源集中送出地区科学选址，加快推进抽水蓄能规划项目建设。

在负荷中心端，根据负荷特性、电源结构、电网结构、重要用户分布、安全需求等情况建立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

在分布式储能、新型储能建设方面，落实《“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支持在负荷中心地区建设电网侧新型储能。“现在这方面技术很成熟，但目前储能设施成本还是偏高。”谭洪恩说，若按每度电补贴5毛钱以上，应该能有效引导储能市场发展，撬动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以后每个单位就像放消防灭火器一样放储能设备。

六是提升电力市场用户侧响应能力。随着中长期用电结构变化，电力负荷尖峰化趋势明显，通过深化以辅助服务市场、现货市场为代表的电力市场建设，充分调动需求侧响应资源，可以进一步降低用电高峰负荷，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应提高源网荷储协同控制能力，拓展电网灵活调节手段，加强多级调度系统的协同快速响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惠小勇 杨三军 胡旭 卢宥伊）

　　11月19日，国网四川超高压公司电力工人在白鹤滩—浙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四川段线路开展投运前验收工作。（受访者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引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农业农村基础。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延安市和河南省安阳市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基础和支撑。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近年来，虽然我国“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就，但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体现。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压舱石”。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三农’向好，全局主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利于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把几亿农民同步迈向现代化的巨量消费和投资需求充分释放出来，通过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有力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进程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否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有的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仅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而且工业化和城镇化也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推动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具有时间压缩、任务叠加、后发赶超、同步推进等“并联式”特征，超越了西方国家单一线性、渐次发展的“串联”模式。在“新四化”同步发展中，农业现代化是突出“短板”，迫切需要立足中国实际，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在中国式现代化大棋局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深刻理解和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用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推动农业发展的过程。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这就要求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早日实现重要农产品的种源自主可控；立足我国国情，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努力抢占世界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显著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坚持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生产区域布局，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推动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体推进，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动先进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护农村传统村落，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和美丽乡愁，着重提高农村生活品质。

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农业农村，也包括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农民。要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盘活农村资产，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让更多农民勤劳致富，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现代生活；把乡村建设摆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逐步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让农民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科学文化素养和行为方式等适应现代化需要，加快培育新型农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全面升级，农村宜居宜业全面进步，农民富裕富足全面发展，推动农业农村农民与工业城镇市民同步实现现代化，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署，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要自觉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强化组织保证，激发内生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

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切实领会坚持党的农村工作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观点的历史必然；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学深悟透“三农”工作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实践逻辑，准确把握做好“三农”工作的主要路径和政策取向，确保新时代“三农”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方向。

强化组织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健全党委全面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建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把党中央提出的重大任务转化为基层的具体工作，抓牢、抓实、抓出成效。

激发内生动力。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从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出发，通过深化改革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聚焦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把握“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健全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聚焦农民和集体的关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聚焦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加强城乡发展空间的统一规划，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者为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坚持大历史观是准确把握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内在要求，能够为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是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思想方法，有着深刻哲学意蕴。深刻认识和把握大历史观的哲学意蕴，有助于保持历史清醒、强化历史自觉、增加历史自信，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和当今世界发展大势。

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大历史观坚持用唯物史观理解历史，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看待历史，坚持用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发展进步，是正确看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

用唯物史观理解历史。唯物史观为理解人类历史进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哲学史上，有人将历史视为个别杰出人物主导的进程，有人则把历史进步看作是“普遍理性”的产物，还有人诉诸纯粹的偶然性，等等。这些都属于唯心史观，难以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历史本质，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历史。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唯物史观认为，无论历史看起来多么杂乱无章，但在本质上无非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历史发展规律就存在于人类劳动实践能力的提升过程之中。坚持唯物史观，就能够从本质上理解人类历史，从大历史观的高度把握历史进程。

用唯物辩证法看待历史。坚持大历史观，需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一是用具体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正是基于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二是用客观全面的观点看待历史。通过深入研究和比较鉴别史料，深入探究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三是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和把握历史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系统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重要思想，都是运用大历史观观察事物和把握问题的典范，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

用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发展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大历史观不仅为正确看待和理解历史提供了科学指导，而且彰显了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历史主动精神，为推动历史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对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顺应时代进步潮流、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不断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充分彰显了大历史观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伟力。

坚持大历史观是准确把握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运动会经历许多反反复复的此消彼长，呈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因而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惟有坚持大历史观，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坚持大历史观，才能科学把握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源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往往会通过无数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人类力求在不确定的历史境遇中追寻确定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人类对确定目标的追求活动，也会受到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秉持大历史观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既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又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就能更好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发展进步大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对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与必然性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集中体现了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和从细微处洞察事物变化的辩证统一，彰显了坚持大历史观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的高度历史清醒和历史自觉。

坚持大历史观，才能科学把握历史发展中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人类实践活动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人的认识能力必须通过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渐接近客观真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实践和认识越深入，就越接近对必然性的把握，这是一个向着“自由王国”不断迈进的过程。历史日益从区域史、国别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潮流所向，这是我们党坚持运用大历史观分析把握当今时代得出的科学认识和结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滩，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正是基于对时代发展进程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民族复兴、人类进步指明了正确航向。

坚持大历史观是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用大历史观考察历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坚持大历史观，能够为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提供方法论指导。

坚持大历史观，有助于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科学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引领历史潮流。从大历史观的高度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就能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既不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在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中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以大历史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就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坚持用大历史观从战略上把握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为解决现实问题、规划未来发展擘画科学战略规划。新的征程上，作出准确战略判断和科学战略谋划，必须坚持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分清主流与支流，深刻洞察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作者韩震 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2022年2月21日第7版）

都江堰是四川名胜古迹中最令人称道的，到四川旅游，不到都江堰看看，等于没到四川。四川人对都江堰的感情亲切而深厚，特别是土生土长、喝着都江堰水、吃着都江堰灌溉出来的庄稼长大的成都人，清明时节不仅要踏青祭祖，而且还要砍槎放水，祭祀李冰父子，谢天谢地谢人。都江堰对四川乃至大中华的意义超越了许多人的认知，绝不只是一座古代水利工程，甚至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特大水利工程那么简单。用几句拗口的话说，都江堰不仅仅在都江堰（市），也不仅仅是李冰父子带领修建的，八字诀不仅仅只有“逢正抽心，遇湾截角”。不要把都江堰看小了、看浅了、看偏了。要全方位、深层次把握都江堰，关键在于看清楚都江堰的四张面孔。

第一张面孔——道统。都江堰之所以伟大，首在这个道统。其道为“以民为本，身体力行，实干兴邦”，其统为自大禹至望帝丛帝、至李冰父子一脉相承。都江堰是救民于水火的工程，是泽被千秋万代的工程，是民心工程，是德政工程。它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是大禹、李冰等一代又一代“带头大哥”承继这样的道统，爱民如子，亲历亲为，解民难，救民苦，与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大家一手一脚干出来的。

▲岷江

▲都江堰安澜桥

都江堰的缘起在于解决水患。古代水势汹涌的岷江（郦道元《水经注》称“岷江导源”不是从河流长度，而是从水量和人文影响角度考量的）冲出龙门山大峡谷，出现在成都平原头上，成为悬在成都平原头上的一把利剑，非旱即涝，不是“赤盆”就是“泽国”。一遇暴晒，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一遇暴雨，洪水泛滥，“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渔”，古蜀人民深受其害，水患不除，邦无宁日，治理岷江带来的水患是当时老祖宗们的头等大事。综合《尚书》《汉书》《华阳国志》《越绝书》《水经注》等记载，最早带领大家修筑都江堰的不是李冰父子，而是大禹。出生于昆仑山东麓的西羌地区岷江河谷（无论是北川、汶川还是茂县）的大禹走出岷江龙门山峡谷，这是一个怎么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尚书·禹贡》载“岷山导源，东别为沱”，说大禹治水从岷江开始，引岷江水向东，是为沱江。从地理环境上看，这应该是关于都江堰分水的最早表述。《汉书·沟洫志》载“昔大禹治水，山陵挡路者毁之，故凿龙门，劈伊阙”；《越绝书》卷一载“禹穴之时，应龙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水经注》载“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故谓之伊阙”。如果这些记载不是传说而是史实，全都印证了《尚书·禹贡》的说法，说的应该就是大禹兴修都江堰的故事。这里讲的龙门即川西龙门山，而不是历史上被人们附会的洛阳（河津）龙门（北宋时司马光就有疑问，现地质考古，洛阳龙门是距今20多万年前更新世晚期自然形成的，不见人工痕迹），这里的“伊“是古语中“若”“好像”的意思，而非郦道元误解的所谓的“伊水历其间”，或者说郦道元讲的是“一水历其间”。大禹本来根正苗红，祖父是黄帝，爷爷是颛顼，五帝中连同他自己占了三席，不料半途中杀出一个不争气、以堵治水失败的父亲鲧。他知耻而后勇，不以私害公，躬亲劳苦，时而左手握准绳，右手把规矩或木锸；时而化身为熊，挥舞开山斧，与劳苦大众一起，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挖山掘石，三过家门而不入，疏通九河，鼎立九州，铸就了“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的大禹精神。

▲大禹雕像

▲大禹治水精神

第二次大规模组织修建都江堰的是杜宇鳖灵即望帝丛帝。望从二帝的故事完全是舜禹二帝的翻版。望帝年迈之时，大禹兴建的工程不够用了，加之年久失修，岷江再度泛滥，大量百姓深陷水潦，痛苦不堪，望帝力不从心，就启用了年富力强、水性特别是潜水能力极佳的鳖灵治水。鳖灵可谓大禹第二，也是拼命三郎，长期住在工地，凿玉山，再劈柏条、浦阳二河，增加东排沱江的水量，并疏浚沱江。因治水有功，望帝禅位给鳖灵，是为丛帝，开启古蜀开明十二朝文明。退位后的望帝隐居西山，念念不忘蜀地老百姓，死后化为子规鸟，每年暮春飞回，声声啼叫“不如归去”或“阿公阿婆，割苗插禾”，叫破了嗓子，血滴大地，长出了鲜艳的映山红。这便是望帝啼血的故事，千百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华夏赤子。李白出川，想念故乡，便道“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唱一回心一碎，三春三月忆三巴。”

▲望丛祠

鳖灵凿玉山，可能在玉垒山开出了一条口子，但岷江在此的水患并未得到根治，于是才有了第三次李冰父子主持的系统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修建。李冰父子深得大禹真传，和人民群众一起，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编石笼，填巨石，建鱼嘴分水；又在鳖灵的基础上用火烧石，完全劈出离堆，开宝瓶口作内江引水灌溉；又低做飞沙堰，让多余的水流到外江排洪；又沿着大禹鳖灵治水的路线向东梳理，最后死在石亭江治水的工地上。李冰父子不仅根治了岷江水患，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谓之天府”，将天府之国的桂冠从汉中平原抢到了成都平原或四川盆地，而且还对治水工程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治水思想和方略。

▲李冰父子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以人为本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民本情怀要深入骨髓。不要喊空口号、做空规划，关键是落实，和大家起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上，只唯实，“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身”。哪怕你把名字刻进石头，老百姓也不认你的帐。李冰父子在修建之前是寂寂无名的，史书几无记载，不知为何方神圣？甚至出生在什么地方至今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有山西、陕西、四川三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他们把人民疾苦放在心中，真心爱民救民利民，不但敢干真干，还实干巧干，深受人民爱戴。“蜀人慕其气决，凡健壮者，因名冰儿也”，做人民的儿子，被后人奉为“川主”，次子被尊为二郎神，立祠庙纪念。南北朝时，望帝祠迁往鹃城，在原址建崇德祠纪念李冰父子，后改名为二王庙，沿用至今。元文宗加封李冰父子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和“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清世宗又加封为“惠泽兴济通裕王”和“承绩广惠英显王”。

▲治水传奇

“事无小大，期于利民；功无难易，在于经久。”都江堰道统的影响十分深远，神州大地广受其利。李冰之后，汉代文翁、唐代章仇兼琼、北宋刘熙古等对灌区进行了拓展；三国诸葛亮、元代吉当普、清代阿尔泰、丁宝桢等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修缮。人们额石纪念吉当普，“爱深而知远，不枉其道，不屈其志，临难忘身，为国忘家，安于命而勇于义，而知所先务，故事可立而功可建”，不是一个活脱脱的元代大禹吗？特别是承袭其道统走出四川的“大家”们，更是将其种子撒向了五湖四海。杭州西湖有两个人工堤，都是四川人组织修筑的。北宋苏东坡治杭，疏浚西湖，筑苏堤，立三空塔以定水位，与李冰立石犀石人同出一辙，无意中造就了“西湖第一胜景”——三潭映月，奠定了南宋都城的基础。明代杨孟瑛治杭，再次疏浚西湖，建六桥，筑杨公堤，避免了西湖的泯灭。29年后，又一四川人汤绍恩沿大禹足迹到绍兴，以“如再溃，当以身殉”的勇气，在江海之间建三江闸，阻潮汐、强排涝、控蓄泄，越人建汤公祠祭祀。

▲杨公堤

▲三潭映月

第二张面孔——格局。都江堰格局之大，超乎想象。都江堰是世界上最大的灌区，也是最大的战略纵深。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江堰就在都江堰市，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二王庙、玉垒山、伏龙观等构成，这是狭义的买门票的都江堰景区范围，就都江堰这一世界特大水利工程而言，只是渠首工程，只是序幕，大幕就此拉开。

▲二王庙

▲玉垒山

▲伏龙观

从空间上讲，都江堰一开始就超越了都江堰市的范围。大禹“东别为沱”，经郫都新都到了金堂。李冰父子组织修建的，已经从都江堰市的灌口延伸到了彭山县的江口。除“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外，仅《水经注》就有多处记载：“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亩”“李冰识察水脉，穿县盐井，江西有望川原，凿山崖度水，结诸陂池，故盛养生之饶，即南江也”“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江水又与文井江会，李冰所导也”“江水又东南径南安县，悬溉有滩，名垒坻，亦曰盐溉，李冰所平也”“李冰导洛通山水，流发瀑口，径什邡县”，其时的都江堰已是北至都江堰，南至彭山，东至什邡，西至邛崃，遍布整个成都平原。你在成都平原上看到的任何一条河、一道渠、一湾溪、一座桥，无论是江安河、走马河、柏条河、濮阳河四大干渠，还是外江-金马河、清水河-锦江-南河、府河、沙河、石亭江、文井江，还是洞子口、三道堰、浣花溪、安澜索桥、南桥、万里桥、安顺桥、九眼桥等，都是都江堰的一份子。

▲浣花溪

▲安顺桥

汉景帝时，文翁治蜀，不但大兴教化，在成都建石屋办公学，文风大盛，“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从此“自古文宗出四川”，而且开湔江口、青白江，将都江堰灌区扩至湔江流域，“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成为扩大都江堰灌溉效益的第一人。唐开元年间，章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不仅助建乐山大佛，而且还组织对都江堰进行了全面的整治，在温江新源水附近开凿“通漕西山竹木”的新渠；在新津南河上开凿通济堰，灌溉彭山、眉山万亩农田；在成都北郊重开万岁池，蓄积池水用于灌溉，“后之以水利著者，多踵其遗迹云”。北宋刘熙古在成都北郊筑九里堤，号九里长虹。元明时期，人们又沿䢺江、文井江等凿䢺江堰、榔江堰、文脉堰、岩洞堰等，持续拓展都江堰的灌溉面积。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后，开东风渠、人民渠两大系统，向东向南翻越龙泉山，建黑龙潭、三岔湖、龙泉湖、继光水库、鲁班水库等，开辟黑龙潭、龙泉山、毗河和人民渠四大子灌区，都江堰灌区从280万亩迅速越过1000万亩。目前都江堰水利工程跨越近40余县（市、区），灌溉面积1100多万亩，养育人口3000余万，是世界上最大的灌区。20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系统，如人体血液系统遍布龙门山至龙泉山四川盆地广大西部地区。现干渠110余条3600多公里，支渠260余条2300多公里，末级渠道34000多公里，渠道总长度超过4万公里，可以绕地球赤道转两圈。2000年都江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6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018年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都江堰后来的战略意义是大禹、李冰等始作佣者没有想到的。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拓展，都江堰的格局越来越大，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战略纵深。

▲都江堰水系分布

“世界屋脊”“中华水塔”青藏高原东麓、中国地理第一二三阶梯过渡地区、南北分界线秦岭南沿，中华对角线从中穿过的四川盆地，因为都江堰，“疏众流以沃民田，以堑都邑”“水旱从人，沃野千里”，形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顺应自然的精耕细作的生态农业方式，生成了“郡邑为局，山水为道，诗文为子，整体地域综合为弈”的广大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及兼收并蓄、乐观豁达、勤劳勇敢的人生态度，何止一城一地？不仅成就了大成都、成就了天府之国，更成就了大中国的“大后方”，成为中华大地标准的战略腹地。2000多年来，总在民族危亡关头呵护、保留中华文明薪火，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没有断代的重要保障。中华文明最灿烂的大一统的汉、唐、宋、明时期的文化代表性人物，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杨雄，唐代的李白、杜甫、吴道子，宋代的苏东坡、陆游，明代的杨慎等，大多出自川中或在川中达到最高水平。“搬不完的灌县，填不满的成都”，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粮食总产量始终保持全国第一。秦始皇以巴蜀为粮仓和重要兵源地征战六国，统一中国。汉高祖刘邦以四川为基地，赢得楚汉相争，因纪信而在“忠义之邦”四川西充设开汉县。四川人落下闳完善春节等节庆，提供了汉代一直使用、影响至今的太初历。刘备诸葛亮西取西川，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如画图”，唐代安史之乱、黄巢起义时，唐玄宗、唐僖宗军逃往四川避难。吐蕃朗达玛灭佛，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纷纷前往川西康巴地区。随着马祖、三苏、宝印、清了等出川，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入川，源于四川的道文化、茶文化、竹文化、丝绸文化在华夏迅速传播，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性）文化之一。南宋末年，成都金堂云顶石城等四川“抗蒙八柱”联合抵抗，让号称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在川“折鞭”，挡住蒙古铁骑50余年，改写了世界历史。清末，赵尔丰从四川出兵西藏，粉碎了帝国主义的藏独阴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往四川，四川盆地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中央研究院迁重庆、李庄，故宫文物运往峨眉山大幅禅院保管；300多万巴蜀儿女出川铁血抗战，参战人数之多、作战之勇猛、牺牲之壮烈居全国之首，赢得“无川不成军”的荣光。新中国建国之初，十八军从此进军西藏，西藏和平解放，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川藏公路从此延伸到拉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大三线建设以此为主展开，尔后，“两弹一星”“改革开放”“抗震救灾”“脱贫攻坚”等精神以此为主诞生。

都江堰是天府之源，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没有这样的大后方，大一统的中国就没有战略纵深。都江堰的格局，是成都人的格局、四川人的格局，中国人的格局。

▲都江堰水利工程示意图

第三张面孔——风范。都江堰是时间的朋友、精进的典范。都江堰是修了3000多年而且还在修建的伟大工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做时间的朋友，越处越融洽，越处越亲切；不断修正纠偏，不断补短板，以实际行动诠释“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方面，更加完善，更加科学，以期无限接近“天人合一”；一方面经受住了历史和人民的考验。

▲航拍都江堰

实践出真知，科学来自于实践，科学也需要时间，不要想一蹴而就，不要想天上掉下馅饼，“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急功近利没有出路。社会发展是有节奏、有韵律的，慢不得也快不得，老祖宗们讲，要走中庸之道。固步自封，畏手畏脚，走得太慢，群众跑到前面去了，要求很多，满足不了，是右倾；急躁冒进，太快太急，群众跟不上来，与时代与事实脱节，是左倾。发展必须稳健，与时代事实、与群众的期盼同步，必要的探索是需要的，该交的学费还得交，摸着石头过河、重新来过的时候很多。当代人去都江堰参观，都会惊叹其四六分水的科学性、流水角度的精准性，这是都江堰应该有的模样，却不是开始的模样，是千百年来校正的结果。

▲都江堰鱼嘴四六分水设计

大禹吸取其父鲧只堵的教训，采用疏导的办法开龙门、引沱江，但由于过去没有记录，他也很年轻，对于岷江历年来的水文、水量、水位的掌握不够，第一期的都江堰是粗糙的，以至于望帝后期仍然洪水泛滥。鳖灵劈玉垒山，增加了东排沱江的水量，暂时解决了问题，但依旧是弯道排水，难以迅速消洪，且只排未用，浪费了水流。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李冰父子如鱼得水，不仅解决了排涝的问题，而且变废为宝解决了抗旱的问题。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分水工程往上游顶了顶，顶进了峡谷中，没有筑坝，却用竹笼笼石沉江堆出鱼嘴，利用谷中水量大、水流急和峡壁框水的优势控制分水。第二件事是改变大禹鳖灵九十度弯道引水向沱江的做法，完全劈开宝瓶口，从东南面直开内江引水灌溉整个成都平原，不仅消除水患，还进行开发利用。第三件事是低筑飞沙堰，沿着水流方向向南（偏西一点），将多余的水直接排到外江，从外江-金马河直流渠尾江口。第四件事是定标准，通过观察并多年调整，根据宝瓶口的宽度和飞沙堰的高度决定流入内江的最大水量，“作三石人立于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作为“深淘滩，低作堰”的标准，后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后转犀牛二头，一头在府市市门桥，一头沉之于渊也”。十年前成都城中修建天府广场，出土了其中一头石犀，证明了记录的真实性。这四件大事使都江堰得到彻底改观，发生了质的飞跃。2000多年来，成都这座特大城市再也没有受到洪涝灾害的冲击，哪怕是1934年叠溪地震堰塞湖溃堤，依然无恙，是中国大城市中唯一主城区没有移动过、名字没有改变过的一座城市。

▲都江堰宝瓶口

即便如此，工程也并非十全十美，如分水鱼嘴的竹笼时间长了就要腐烂，一旦腐烂，笼里的石头就会溃塌，鱼嘴分水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元代吉当普通过试验，改用冶铁浇筑，以铁治堰，铸大铁龟作分水鱼嘴，将竹笼结构改为铁石结构，以期一劳永逸。完全依赖这种方法也不行，铁太生硬，没有弹性，且也有生锈的时候。于是，明代中期提督四川水利的卢翊，又做改进，铁竹并用。明代后期，施千祥效法吉当普在鱼嘴铸铁牛镇守。清代强望泰置卧铁作为淘滩标准。

▲都江堰治水三宝：卧铁、竹笼、杩杈

千百年来，人们一锄头一锄头地挖，一锤一锤地打，一点一点地凿，一寸一寸地移，一厘一厘的截，坚韧不拔，保持了足够的历史耐心，一代又一代，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风吹日晒，千磨万击，总结提炼，工艺越来越精细，角度越来越精准，材料越来越耐用，维修制度越来越完备，终于将都江堰打磨成现在的样子。

第四张面孔——哲思。都江堰不仅是超级水利工程，也是伟大的文化工程，除早期的排洪灌溉功能，还能行无言之教和大美之旅等，不仅灌溉土地，还能滋润心田，为繁荣和发展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作用。李冰父子继承大禹、望丛衣钵完善都江堰，一靠继承道统，厚植民本情怀，树立了最永恒又有最鲜活的价值观；二靠继承方法，疏堵结合，顺势而为，凝成了最实用又最科学的方法论。经过实践，经过提炼，人们在二王庙的石壁上刻下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八个字，这就是都江堰的哲学思想，是都江堰哲学意义上的“八字诀”，是治水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总结，是真正的点睛之笔。字不大，很低调，却洞穿历史，光芒四射，是都江堰第一至理名言。引深一步，也可以说是“道法自然”或“自然之子”。

▲治水“八字诀”与“三字经”

凡事顺势而为才是大道，道者规律也。人是自然之子，必须遵循自然之道、天地之道，认识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循序渐进；逆势而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会栽跟斗，摔得头破血流。“天人合一”既是人生的源头，也是终极目标，如果过程也是这样，就很圆满。山水、天气和众生都是自然的产物，也是自然之子，人在其中发乎自然、应天时地利民心、顺势而为的东西，当然也是自然之子。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淘滩、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是原则，具体要多深多低多少度？要因地因时而异，不要一刀切。许多问题，该来的总会来，既回避不了，也堵不住，要敢于面对，迎难而上，疏导化解，“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时代变了，情况变了，要及时跟进，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治水原则

都江堰的哲学思想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启迪、造就了许多智者，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李冰父子系统整理修好都江堰后393年，通晓五经的江苏太学生张道陵来到这里，深化提炼，在川西云里雾里和纯厚的环境里悟道，谓逢“天人”，奉老子李耳为教主，自号“天师”，以《道德经》为最高经典，教民学李冰取盐之法，以符水等为人治病，创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的宗教——道教，倡导“上善若水，道法自然”。唐代，灌区“大禹仙乡”什邡土生土长的大寂禅师马道一，反对繁文缛节，主张自我行探，唯我唯实，大开大合，与弟子百丈怀海一起创立了我国佛教的丛林制度；提出“触境皆知”“随处任真”“任心为修”“即心是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何为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平凡无圣”“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倡导在日常生活和劳作中修行，被尊为“马祖”，铃木大拙称之为“唐代最伟大的禅师”，胡适说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禅师”。宋代出生于灌区郫都的圆悟克勤，一方面强调直下承担，一方面又集成禅门第一书《碧岩录》十卷，立文字禅，并以禅宗观念和思辩品味川茶的无穷奥秘，挥笔写下“禅茶一味”，被钦封为“佛果禅师”“真觉禅师”。民主革命时期，经过无数次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将实事求是写到了自己的旗子上；改革开放，经过真理问题大讨论，又加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祖天师张道陵

▲宋代高僧圆悟克勤

都江堰的哲学思想耳闻目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四川人、中国人。锦江是都江堰水系流经成都城区主要的也是最知名的一条内河。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在河畔设立锦官城专司绸缎买卖，成为当时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司马相如携卓文君私奔来到这里，一边弹琴卖酒，一边刻苦学习，终于“驷马高过”，成为一代“赋圣”，出使西南，打通南方丝绸之路，“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三国时，诸葛亮在一座李冰修建的桥下送费祎出使东吴，说“万里之行，始于此”，此桥便有了万里桥之名，“门泊东吴万里船”。唐代，唐僧到府河边的大慈寺剃度；杜甫来浣花溪畔结草堂而居，春夜喜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大美女加大才女薛涛到锦江河畔凿井制笺，伴竹苦吟，“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与唐僧、杜甫一起被称为唐代三大“蓉漂”；在河里洗衣的浣花夫人，巾帼不让须眉，代夫组织民众驱逐外敌。南宋时期，陆游来此逆流而上，“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杨万里在河畔感叹“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清初，一代枭雄大西王张献忠在渠尾江口“折戈沉银”。辛亥革命前，成都同志利用都江堰水系发“水电报”，号召大家起来誓死保路。都江堰是中国农耕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作，改革开放后农家乐、乡村旅游乘势而上，温江金马公社、万春镇，郫都友爱村，崇州白头五星村、道明村，大邑幸福公社，邛崃天府红谷，新津天府农博园，金堂鲜花山谷，彭州宝山-太阳湾等“次第花开”，灿若繁星。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杜甫草堂

都江堰是仁者，仁者寿，仁者无敌，刚劲威猛，勇于担当，厚重不迁；又是智者，智者乐，智者灵醒，激情澎湃，活力四射，开拓创新。都江堰是悲智双修的大成就者。到都江堰不是旅游，而是朝圣！（文/文月 2022年4月中旬初稿于彭州，下旬二稿于成都）

图片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9月2日，成都全市居民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时，“成都核酸系统崩了”登上微博热搜。据网友反映，当天晚间，虽然现场医护人员通过将手机高高举过头顶的方式来获得信号，却依然无济于事。

据媒体后续跟进报道，事实上是成都的核酸检测系统出了问题，该系统背后的开发企业正是“东软集团”，而这也并不是东软第一次出现类似事件。

围绕“东软”的争议及舆论场上热议的话题，四川质量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熊节做出如下评议：

观察者网：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成都核酸系统崩溃，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熊节：就核酸系统来说，它的数据写入并不复杂，从检测量推算，平均下来也就是每秒300左右的并发，这放在IT系统里面来说压力不算大。有很多常见的IT系统，比如银行、支付、电商等系统都能够很好承载这种水平的压力。所以就单纯从技术上来说，核酸检测系统的压力负载不算特别大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新旧系统切换，又恰好赶上了全市的静态化管理，需要三天三次核酸检测，所以就出现了问题。对于“东软”这套新系统，我认为它是在非功能性需求没有得到充分验收的情况下紧急上线，所以才出现了系统崩溃不能响应的情况。

一般来看，如果在这种负载量较大的情况下，测试和验收做得不充分，就可能导致系统在之前小范围试用的时候运转良好，但是一旦到了全市大范围使用的时候，经受不住压力考验继而崩溃。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核酸检测采样（新华网资料图）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系统验收的问题。除却微观个案，从宏观的角度看，类似的情况在数字化系统建设过程中是否也存在呢？除了验收，在数字化建设项目中还存在哪些亟待关注的短板和不足？

熊节：核酸检测系统其实挺有代表性的。这两年新冠疫情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我们国家数字化建设的发展，迫使我们上线了很多重要的数字化系统，健康码、行程码、核酸码都是典型的例子。

同时，它也暴露出来我们数字化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些短板。因为数字化系统，尤其是软件系统，它和传统的工程建设系统有很大的区别。

第一，对于数字系统的产物交付，很多甲方的处理边界是模糊的。软件产品交付给甲方以后，甲方是不是真正拥有了这个软件系统，其实经常是很成问题的。甲方经常名义上拥有了一个软件，实际上完全对这个软件没有控制。

它体现出来的现象之一就是，甲方采购一个系统以后，就会形成对厂家的严重绑定和依赖。如果想进行后续的维护，找其他厂家来做就非常困难，因为厂家都会有自己的技术门槛、技术壁垒，这给甲方的选择造成很大的约束。

第二，甲方对软件研发的过程缺乏管控。在软件系统的采购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不是说我们没有软件工程的标准方法，或者是没有项目监理之类的角色，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软件工程方法都是比较浮于纸面的，包括甲方自己的验收和第三方的监理也存在这一问题。

对于不少甲方和监理而言，他们管理的更多是流程，管理的是文档，很少有甲方或者监理有能力进入到系统的源代码里面去，去了解系统的整个建设过程到底是怎么在发生的。

这就带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对软件研发的质量缺乏管控。我们可以用建筑行业做一个类比，比如说甲方单位要修个大桥，那么监理肯定要关注建设过程中的若干质量要求，包括设计的质量、施工的质量等等。可大量软件项目的质量把控其实做得是非常皮毛的，如果我们把软件系统类比为一座大桥的话，很多软件项目的验收就是一辆车在桥面上开过一次，项目就验收了。

这种现象在建筑行业中是不可想象的，甲方起码得验收最终交付的建筑跟当初的设计是否吻合，起码得验收大桥的结构是斜拉还是桥墩、有几个桥墩、桥墩的结构强度是否符合要求……然而有很多软件项目，甲方根本没有去验收软件的架构设计是否得到了实施，就好像验收大桥的时候根本不看有几个桥墩，找辆车开过去就验收了，因为甲方并没有能力去了解这个软件的架构到底是什么样的。

比如这几年流行“微服务”的概念，这个技术术语代表的是一种软件架构的风格，有很多的厂家会在自己的方案里面写：我们采用了微服务架构，所以我们这个软件很先进。但是绝大部分的项目里面，甲方没有能力对架构进行验收，他根本没法知道这个软件到底是不是采用了微服务架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几年前某外企曾经采购过一家中国软件公司开发的软件，乙方也号称是微服务架构，结果甲方有一位从美国来的架构师在会议现场打开系统源代码来检验，指出乙方并没有采用微服务架构。像这样的技术能力，我国大部分非IT行业的甲方是不具备的，因此就留下了更大的“忽悠”的空间。

在具体的项目开发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企业间的层层转包，企业内部的层层下发，任务最后可能下发到技术能力有限的一些年轻程序员手中，甚至还可能是根本不具备相应能力的“无证程序员”手中，而经验丰富的程序员大部分都是在忙售前阶段的工作，逐渐远离软件开发第一线。这可能就把一些潜在的性能隐患和安全隐患埋到系统里面，再加上前面我们说的甲方的验收质量把控又没做到位，那么这些隐患可能就一直埋下去，最终在正式使用时爆雷。

观察者网：从这些案例出发，您能否为我们总结一下数字化新基建给传统的项目采购和管理机制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

熊节：软件项目的招标一般来说是百万千万这样的规模，相对于建筑工程来说，金额没那么大，但是水很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点，数字化新基建的软件项目往往有很大的依赖性和绑定性，一个厂商做了一个系统以后，其他的厂家很难在它的基础上去加强完善。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现象：一些厂商的系统价格很便宜，甚至是不要钱，它们去投标政府采购的项目，凭借价格优势中标之后就可以长期拿项目。因为只要它们的系统打进去之后，在这上面需要做增强、扩展的时候，政府没办法找别家公司。

因为政府作为甲方，也没有能力掌握源代码，所以二期、三期工程就必须得找同一家来干，你找其他家干不了。于是很多厂商找到了一种绕开公开招投标的方法：一期工程以很低的价格进入，价格低到可以不用公开招投标，然后在二期三期不断做增强，把真正想做的功能放进去，整个工程的金额变得越来越大。由于厂商很容易在软件里设置技术门槛，后面二期三期工程其他厂家很难接手，往往就会变成定向采购。这种现象确实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透明的操作，甚至更多的腐败空间。

新基建资料图

另外一些挑战就是我刚聊到过的，甲方在技术能力上面的缺失。当然甲方不必是技术专家，传统的基建项目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相对性，传统的基建项目里，甲方就算不是专家，他对基建的了解程度也是相当深的。可我们看到不少数字化新基建的软件项目，问题严重到可以说是乙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最后乙方很简单地跑一下基本功能就完成验收，性能、压力、安全性等非功能需求和软件架构设计质量、研发过程质量、代码质量等内部质量都无法验收。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会造成大量表面光鲜的“豆腐渣”工程在数字化建设中被验收、被使用，对于我们打牢数字化新基建的基础是非常不利的。

观察者网：考虑到这些情况，您觉得各方该如何共同应对此类新挑战？

熊节：我国目前在数字化建设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全球来说都是逐渐走进了无人区的感觉。进入新的领域以后，就必然会有新的挑战。我觉得这里面除了采购服务的政府部门、参与其中的技术企业要付出努力、积极应对挑战外，还应该有学术界、行业组织和官方标准机构的介入与通力合作。

首先对于数字化系统采购的甲方来说，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是必须的。我国当前大张旗鼓开展数字化建设，那么甲方就必须形成与数字化新基建建设相配套的能力。

其次从乙方来说，我觉得从事数字化新基建项目的企业需要做些事情去提高自己的透明度，把研发过程和质量保障过程透明出来，让甲方能看到、能看懂，能够对系统进行有效的质量检验。对乙方企业来说，把原来“黑箱操作”的研发过程和质量保障过程透明出来，这肯定是让渡了自己的短期利益，但同时也是对行业的贡献，也会给自己打开更大的机会之门。

比如华为，它过去几年在国外被打击得比较狠，英国政府要求他们自证软件可信，给他们造成了很多麻烦，但是也倒逼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软件可信机制。现在华为就有了这个能力，能证明自己的软件质量是可靠的，性能和安全是过关的，并且甲方也能理解这个验证过程。

同理，国内其他软件厂商是不是能自发地建立起一套机制，主动提升自己的能力和透明度，增加自己在行业内、在社会上的信誉，我觉得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个角度，制定标准的机构和高校，应该考虑去做一些更贴近实际的东西。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太快，这使得制定标准的机构和高校有点赶不上节奏。比如说行业里流行CMMI认证和ISO认证，我坦率说，这些认证是比较不落地的。对于一线的软件开发者来说，他每天写的代码是不是合乎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是不是达到了应有的质量标准，在这些认证里其实都是空白的，目前行业里也没有充分的管理。

因此，我觉得制定标准的机构和高校也应该考虑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细更落地一些，真正落到源代码上去。最终软件的质量是落到源代码上，光管文档管流程是管不好软件质量的。那么怎么能建立一套第三方的、中立的、真正扎实有效的过程和质量标准，怎么把这些标准和指导落到源代码上去，这也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

智慧城市运营管理中心（新华网资料图）

第四个角度，目前国内自发的技术社区比较少，我想或许可以组成一个政府、高校、标准制定机构、技术公司、从业人士多方通力合作的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上，或许能有一些具备技术能力的、中立的第三方监理和质量监管机构和机制出现。

今天行业里没有这样能落到技术细节上的第三方监理存在，就会导致乙方“又当球员又当裁判”的局面。比如说成都市卫健信息中心提前预判到了核酸检测信息系统会有性能压力，要求东软证明系统性能过关，但是谁有能力进行性能测试呢？实践中就还是东软自己做性能测试，提交性能测试的报告，那么东软就又当球员又当裁判了，因为甲方没有这个能力来开展性能测试，或者验证乙方提供的性能测试报告是否真实。

如果有一家具备技术能力的第三方监理存在，这个第三方就可以站在中立角度估算一组性能指标，开展独立的性能测试，从而给甲方提供更可靠的质量保障。当然这里面还会有利益纠葛，监理机构也有腐败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应该首先允许这样的第三方出现，进而再去思考完善之策。

除了性能问题以外，数据安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又技术性很强、甲方很难验收的领域。尤其是像核酸检测系统这样全是公民关键隐私数据的系统，应该以什么方式去确保这些系统在采购、设计、研发、上线实施、运维的整个过程当中，考虑了如何保障了公民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并切实地把这些考量落实到了软件系统中，这也是数字化时代一个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我们会有越来越多数字化系统的需求，其中很多系统会在相当紧急的情况下开发上线，另一方面每一个考虑不周全的数据接入点都会增加公民关键隐私数据泄露的风险。如何切实地提高全行业数字化系统研发的可信能力，是未来整个IT行业需要应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