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中华文化“五性”的完美呈现

  • 2023年06月19日 11时00分
  • 来源: 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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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蜀大地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温和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勇敢的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丰富和擦亮了祖国文化宝库,对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及和平性的形成,做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贡献。如果说中华文化“五性”非常突出的话,那么巴蜀文化就是这些突出特征中的亮丽明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且开放包容、特征突出。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一论断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各个地域的文化也同样具有重大启迪。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文化,既有其突出的个性和独特的贡献性,也与中华文化的共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我们通过对产生于巴蜀大地的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发现,巴蜀文献不仅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而且内涵丰富,涵盖面宽,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无疑是中华文化共性的重要建设者和奉献者,值得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

    “连续性”表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是人类文明史的特有现象。巴蜀的历史文化(包括历史文献)在这一点上体现尤为鲜明。巴蜀虽然地处西南一隅,在历史上也曾经经历了独立发展、与周边互动等过程,其历史未得到系统记录。自从公元前316年被秦灭国,逐渐加入统一大家庭之后,巴蜀地区历代都重视自己历史的修撰,形成众多的历史文献,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得到连续不断的保护和传承。如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了从“开国何茫然”的蚕丛,到“传十二世”的开明王朝等古蜀五主递相邅代的历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了“出于人皇”的蜀国、起于清江的巴人所建的巴国,以及西南各族发展沿革,直到蜀郡、巴郡等郡县建立的历史。此后各种“蜀志”,比如《蜀鉴》《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蜀中广记》《蜀典》等著作蝉联而下,使数千年巴蜀历史得到不间断的记录,文化学术源流得以薪火相传。

    “统一性”表明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国家不分裂、民族不离散。巴蜀地处四川盆地,虽然地理位置相对独立,但是历史文化并不与外界隔绝。它北越大巴山、秦岭与汉中、关中、陇南相交通,东沿长江、汉水与荆楚相连接,时常与中原、中央保持紧密交流交往和交融。文献记载,巴蜀从“天皇、地皇、人皇”的洪荒时期,即有“三皇乘祇车出谷口(在褒斜谷)”,走向中原遍及九州的传说。也有黄帝娶西陵氏(在西蜀)之女嫘祖,透露出上古时期巴蜀与中原的密切联系。至于“生于广柔”(《蜀王本纪》)、“兴于西羌”(《史记》)的大禹,更是走出巴蜀,治水天下,“划为九州”,并使伯益按地理及方位撰《山海经》,都对“天下”“一统”观念形成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之后,巴蜀以其特殊地位、丰富物产和彪悍民风,时时参与中原事务,对促进祖国统一、民族融合起到支撑作用。秦统一天下,巴蜀提前近百年融入秦国,为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和兵源基础。三国时刘备与魏吴相鼎立,西晋实现全国统一,唐代平定两次动乱,北宋抗金,南宋抗蒙,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法西斯战争,无不得力于巴蜀的地利、物力和人力。这些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不断反映在历史文献之中。如《禹贡》奠定了很长一个时期中华民族的“天下”观念;《山海经》形成了东南西北的“四海”“八荒”观念;陈寿《三国志》将本来分裂对垒的魏、蜀、吴,写成了逐渐融合统一的历史;常璩《华阳国志》虽然主要写巴国、蜀国史,实际上却写成了“华阳黑水为梁州”的中国西南区域史,又以《大同志》记述巴蜀重归东晋大统一的历史归宿。至于苏辙改写《史记》为《古史》,范祖禹协助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及近世郭沫若、蒙文通、李源澄等新史学家,无不是在“天下一统”“多族共和”的理念下,施展自己的史笔。

    “包容性”表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宗教信仰多元并存、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巴蜀世居民族位居全国前列,文化形态多种多样,这就带来了学术的多样性和文献的包容性。自西汉司马相如提出“兼容并包”“参天贰地”的治理观念以来,在巴蜀逐渐形成了严遵、扬雄的“博采诸子”,赵蕤、苏轼的“诸学互补”,龙昌期、张商英的“三教合一”,段正元、尹昌衡的“五教同德”,直至当代萧萐父“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庞大学术气魄。在这种包容精神感召下,造就了辞采温雅、内涵丰富、气象磅礴的汉赋首席(司马相如);哲思玄妙、学兼四部的西道孔子(扬雄);经史辞章、诗词歌赋,无所不优的苏东坡;记诵之博,著述之富,为明第一的杨升庵;学贯中西、著述遍及哲学、文学、史学、教育、书法等领域的谢无量;集革命家、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郭沫若……所有这些无不与巴蜀文化“兼容并包”“积杂成纯”的治学风格有莫大关联。

    “创新性”表明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勇于接受新事物。巴蜀虽地处四川盆地,但是四塞险阻却挡不住巴蜀儿女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也阻不断四方信息向巴蜀的融汇,使巴蜀地区始终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历史上,巴蜀地处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起源点,民族迁徙、移民互动疾如走马;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焕若星辰。文化因交流而灿烂,文明因互鉴而日新。古今巴蜀儿女,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创,在诸多领域都具有卓越的创新和创造。《山海经》“德仁义礼信”及王褒、严遵、扬雄等人“道德仁义礼”五德学说,昭示出巴蜀文明早启,不输中原。进入大统一体系后,巴蜀更以其物华天宝的自然条件,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孕育和演绎了更加丰富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有如“文翁石室”肇开天下郡学、“七经”教育之先河,“周公礼殿”开启庙学合一、乡贤文化之体制,“蜀刻石经”形成儒学“十三经”、经传子史并重的典范。此外,唐末益州发明雕版印刷术;北宋中期,成都发行商用交子,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至于“蜀儒文章冠天下”“易学在蜀”“麟经在蜀”“天数在蜀”“戏曲在蜀”“唐后史学莫隆于蜀”“自古文宗出西蜀”等辉煌成就,更是光照史册。《太初历》之制订阴阳合历典范;《方言》之独继“车车酋轩”方语;《华阳国志》之奠定方志体裁;《陈拾遗集》《草堂集》之扭转大唐诗风;《菩萨蛮》《忆秦娥》《花间集》《东坡乐府》之表率中华词坛;《道德指归》《老子想尔注》之奠定道教哲学;《周易集解》《周易集义》《周易义海》之集成易林成果;《重修道藏》《开宝藏》之首定佛道藏雕印规模;《产宝》《十产方》之开创妇产科学科;《食性本草》之首开食疗保健;《海药本草》之首记域外灵药……至于扬雄《蜀都赋》记邛崃“火井”,《华阳国志》记“广都盐井”,《糖霜谱》记制糖工艺,《数书九章》述“正负开方”“大衍求一”,都远远领先世界同行。如此等等,无不凿破鸿蒙,肇开新风,巴蜀儿女无疑是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创新者。

    “和平性”表明中国人民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巴蜀先民爱好和平,亲仁善邻。在统一的政权中,巴蜀时常起到民族复兴基地和政权安全屏障作用。自从扬雄《蜀都赋》热情描绘蜀都四方货物辐辏,各族人民杂居,风俗纯美,文华优雅以后,历代文人雅士纷纷继踵而起,争相歌咏以成都为首府的巴蜀大地的和平盛美。有如左思《三都赋》“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描述成都市井繁华,万商云集。有从八方转运而来的奇物,也有巴蜀远销大夏、番禹的邛杖、蒟酱等,繁华和平,世间少有。不仅出生巴蜀的李白歌咏成都“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而且身经离乱之苦的杜甫初到成都,马上为这里的和平富饶所惊异:“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即使在清初已被人说成“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时代里,文学家兼思想家的金圣叹也还企想“余生得至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说明成都自古就是人们向往和平安逸生活的理想去处。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战争,在大半个山河沦陷的情况下,巴蜀成为抗日战争所需物资、兵源的主供区,内迁学术和学校机构的主要承载地,贡献了350多万壮丁、一半以上战略物资,为抵御侵略、捍卫和平起到了磐石砥柱的作用。

    总而言之,巴蜀大地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温和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勇敢的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丰富和擦亮了祖国文化宝库,对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及和平性的形成,做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贡献。如果说中华文化“五性”非常突出的话,那么巴蜀文化就是这些突出特征中的亮丽明珠。(舒大刚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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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文化:中华文化“五性”的完美呈现

  • 2023年06月19日 11时00分
  • 来源: 四川日报
  • ●巴蜀大地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温和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勇敢的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丰富和擦亮了祖国文化宝库,对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及和平性的形成,做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贡献。如果说中华文化“五性”非常突出的话,那么巴蜀文化就是这些突出特征中的亮丽明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且开放包容、特征突出。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一论断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各个地域的文化也同样具有重大启迪。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文化,既有其突出的个性和独特的贡献性,也与中华文化的共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我们通过对产生于巴蜀大地的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发现,巴蜀文献不仅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而且内涵丰富,涵盖面宽,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无疑是中华文化共性的重要建设者和奉献者,值得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

    “连续性”表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是人类文明史的特有现象。巴蜀的历史文化(包括历史文献)在这一点上体现尤为鲜明。巴蜀虽然地处西南一隅,在历史上也曾经经历了独立发展、与周边互动等过程,其历史未得到系统记录。自从公元前316年被秦灭国,逐渐加入统一大家庭之后,巴蜀地区历代都重视自己历史的修撰,形成众多的历史文献,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得到连续不断的保护和传承。如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了从“开国何茫然”的蚕丛,到“传十二世”的开明王朝等古蜀五主递相邅代的历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了“出于人皇”的蜀国、起于清江的巴人所建的巴国,以及西南各族发展沿革,直到蜀郡、巴郡等郡县建立的历史。此后各种“蜀志”,比如《蜀鉴》《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蜀中广记》《蜀典》等著作蝉联而下,使数千年巴蜀历史得到不间断的记录,文化学术源流得以薪火相传。

    “统一性”表明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国家不分裂、民族不离散。巴蜀地处四川盆地,虽然地理位置相对独立,但是历史文化并不与外界隔绝。它北越大巴山、秦岭与汉中、关中、陇南相交通,东沿长江、汉水与荆楚相连接,时常与中原、中央保持紧密交流交往和交融。文献记载,巴蜀从“天皇、地皇、人皇”的洪荒时期,即有“三皇乘祇车出谷口(在褒斜谷)”,走向中原遍及九州的传说。也有黄帝娶西陵氏(在西蜀)之女嫘祖,透露出上古时期巴蜀与中原的密切联系。至于“生于广柔”(《蜀王本纪》)、“兴于西羌”(《史记》)的大禹,更是走出巴蜀,治水天下,“划为九州”,并使伯益按地理及方位撰《山海经》,都对“天下”“一统”观念形成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之后,巴蜀以其特殊地位、丰富物产和彪悍民风,时时参与中原事务,对促进祖国统一、民族融合起到支撑作用。秦统一天下,巴蜀提前近百年融入秦国,为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和兵源基础。三国时刘备与魏吴相鼎立,西晋实现全国统一,唐代平定两次动乱,北宋抗金,南宋抗蒙,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法西斯战争,无不得力于巴蜀的地利、物力和人力。这些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不断反映在历史文献之中。如《禹贡》奠定了很长一个时期中华民族的“天下”观念;《山海经》形成了东南西北的“四海”“八荒”观念;陈寿《三国志》将本来分裂对垒的魏、蜀、吴,写成了逐渐融合统一的历史;常璩《华阳国志》虽然主要写巴国、蜀国史,实际上却写成了“华阳黑水为梁州”的中国西南区域史,又以《大同志》记述巴蜀重归东晋大统一的历史归宿。至于苏辙改写《史记》为《古史》,范祖禹协助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及近世郭沫若、蒙文通、李源澄等新史学家,无不是在“天下一统”“多族共和”的理念下,施展自己的史笔。

    “包容性”表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宗教信仰多元并存、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巴蜀世居民族位居全国前列,文化形态多种多样,这就带来了学术的多样性和文献的包容性。自西汉司马相如提出“兼容并包”“参天贰地”的治理观念以来,在巴蜀逐渐形成了严遵、扬雄的“博采诸子”,赵蕤、苏轼的“诸学互补”,龙昌期、张商英的“三教合一”,段正元、尹昌衡的“五教同德”,直至当代萧萐父“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庞大学术气魄。在这种包容精神感召下,造就了辞采温雅、内涵丰富、气象磅礴的汉赋首席(司马相如);哲思玄妙、学兼四部的西道孔子(扬雄);经史辞章、诗词歌赋,无所不优的苏东坡;记诵之博,著述之富,为明第一的杨升庵;学贯中西、著述遍及哲学、文学、史学、教育、书法等领域的谢无量;集革命家、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郭沫若……所有这些无不与巴蜀文化“兼容并包”“积杂成纯”的治学风格有莫大关联。

    “创新性”表明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勇于接受新事物。巴蜀虽地处四川盆地,但是四塞险阻却挡不住巴蜀儿女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也阻不断四方信息向巴蜀的融汇,使巴蜀地区始终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历史上,巴蜀地处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起源点,民族迁徙、移民互动疾如走马;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焕若星辰。文化因交流而灿烂,文明因互鉴而日新。古今巴蜀儿女,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创,在诸多领域都具有卓越的创新和创造。《山海经》“德仁义礼信”及王褒、严遵、扬雄等人“道德仁义礼”五德学说,昭示出巴蜀文明早启,不输中原。进入大统一体系后,巴蜀更以其物华天宝的自然条件,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孕育和演绎了更加丰富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有如“文翁石室”肇开天下郡学、“七经”教育之先河,“周公礼殿”开启庙学合一、乡贤文化之体制,“蜀刻石经”形成儒学“十三经”、经传子史并重的典范。此外,唐末益州发明雕版印刷术;北宋中期,成都发行商用交子,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至于“蜀儒文章冠天下”“易学在蜀”“麟经在蜀”“天数在蜀”“戏曲在蜀”“唐后史学莫隆于蜀”“自古文宗出西蜀”等辉煌成就,更是光照史册。《太初历》之制订阴阳合历典范;《方言》之独继“车车酋轩”方语;《华阳国志》之奠定方志体裁;《陈拾遗集》《草堂集》之扭转大唐诗风;《菩萨蛮》《忆秦娥》《花间集》《东坡乐府》之表率中华词坛;《道德指归》《老子想尔注》之奠定道教哲学;《周易集解》《周易集义》《周易义海》之集成易林成果;《重修道藏》《开宝藏》之首定佛道藏雕印规模;《产宝》《十产方》之开创妇产科学科;《食性本草》之首开食疗保健;《海药本草》之首记域外灵药……至于扬雄《蜀都赋》记邛崃“火井”,《华阳国志》记“广都盐井”,《糖霜谱》记制糖工艺,《数书九章》述“正负开方”“大衍求一”,都远远领先世界同行。如此等等,无不凿破鸿蒙,肇开新风,巴蜀儿女无疑是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创新者。

    “和平性”表明中国人民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巴蜀先民爱好和平,亲仁善邻。在统一的政权中,巴蜀时常起到民族复兴基地和政权安全屏障作用。自从扬雄《蜀都赋》热情描绘蜀都四方货物辐辏,各族人民杂居,风俗纯美,文华优雅以后,历代文人雅士纷纷继踵而起,争相歌咏以成都为首府的巴蜀大地的和平盛美。有如左思《三都赋》“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描述成都市井繁华,万商云集。有从八方转运而来的奇物,也有巴蜀远销大夏、番禹的邛杖、蒟酱等,繁华和平,世间少有。不仅出生巴蜀的李白歌咏成都“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而且身经离乱之苦的杜甫初到成都,马上为这里的和平富饶所惊异:“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即使在清初已被人说成“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时代里,文学家兼思想家的金圣叹也还企想“余生得至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说明成都自古就是人们向往和平安逸生活的理想去处。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战争,在大半个山河沦陷的情况下,巴蜀成为抗日战争所需物资、兵源的主供区,内迁学术和学校机构的主要承载地,贡献了350多万壮丁、一半以上战略物资,为抵御侵略、捍卫和平起到了磐石砥柱的作用。

    总而言之,巴蜀大地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温和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勇敢的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丰富和擦亮了祖国文化宝库,对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及和平性的形成,做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贡献。如果说中华文化“五性”非常突出的话,那么巴蜀文化就是这些突出特征中的亮丽明珠。(舒大刚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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