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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年不改名 成都 唐朝时来了就不想走

  • 2012年01月06日 00时00分
  • 来源: 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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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迤逦锦江见证着前年成都的繁华

 

  成都同仁路发现的唐代城墙

  300多万字、7卷本,成都首部通史《成都通史》出版--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自建成后城址和名称从未更改。这在中国偌大的历史版图上,成都是唯一的城市。

  2011年12月27日,300多万字、7卷本的《成都通史》面世。这是成都建城2300多年来的第一部通史,更是现代成都文化建设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5年编修的《成都通史》,解读了这座城市的变迁与文化演进。

  21世纪再回眸,我们惊喜地发现,千百年来成都城市文明演变,有着自身的独特轨迹与魅力。

  建城

  “岷山下邑曰郫”的新解读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大致反映出成都城市的发展过程。成都最早出现的是聚落,继而演变为市,然后兴筑为城,才形成了具备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城市”。而连通古蜀与古成都的关键,正是那座金沙遗址。

  “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这是秦汉时期成都城市格局的概貌。可是,成都这座城市究竟起源于何时?为什么成为古蜀人最终的落脚之地?其城市格局又是在怎样地变化?

  据《成都通史》作者之一、省社科院研究员段渝考证,距今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掀起了“城市革命”的浪潮,出现了以城墙、城壕围筑的最早“城池”,为中国城市起源时代的标志。

  “四川盆地也不例外。”段渝说,最早生活在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地的族群--“蜀”,是几个族体,在五帝至夏之间,都辗转从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地区迁入成都平原。族群间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导致成都平原大规模聚落群产生。因此,约在公元前2500-1700年,成都平原上出现了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群落。

  而成都城市,形成于商代中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此时,古蜀文明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早期成都依江山之形,沿郫江古道呈新月形布局。”段渝说,城市聚合之初的核心部分是位于今天成都市区西部的金沙村、十二桥一带,分布面积约5平方公里。当时,城市不存在中轴线,最显著的特点是一无城墙,二不成矩形,这与三星堆和华北商周城市判然有别。

  早期成都城市布局,为何这样?原来,成都位于岷江、沱江等几条大江形成的扇形冲积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从今天成都市区考古实证看,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人就已掌握了行之有效的治水方法,“成都位于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低分水岭上,地势稍高于周围河流,既有利于解决城市供水,又能防止水灾侵害。”

  确定金沙古城一带是最早的成都古城所在,是此次段渝在写作《成都通史》的最新研究观点。此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古蜀国在杜宇王朝(约3000年前)定都郫县,到开明王朝(约2500年前)才定都成都。但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让段渝他们很迷惑,十二桥遗址中规模庞大的建筑群、羊子山高大的土台、指挥街3000多年前的治水设施遗址……无一不在说明,商代的成都业已成为一座古城。

  《蜀王本纪》中有一条记载:“岷山下邑曰郫”。过去的解读是“岷山下,邑曰郫”,作为都城定于郫县的证据。段渝思索,如果断句是“岷山下邑,曰郫”呢?后来的考古实证,让段渝的疑问迎刃而解。郫县,应是古蜀国的别都,都城核心区就在金沙遗址。

  战国晚期,秦灭巴蜀,掀起了第一次筑城高潮。

  据《成都通史》作者之一、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考证,公元前310年,秦朝蜀相陈壮带领新筑成都城。由于少城蜀国时已存在,筑新城规划、设计、布局基本模仿咸阳城,其形状似龟,也称为龟城。之后,成都再也未变更城址。

  考证发现,成都城市的格局还与分区功能有关。长期研究金沙遗址和周边遗址出土器物的段渝说:“各种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作坊遗址证明,商代晚期成都已开始向早期工商业城市方向发展。成都大量的人口,决定了当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此后,从蜀锦生产到漆器制造,从“西川印子”印刷品到“宋时川笺”优质纸,这些都是漫长历史中,成都城市工商业繁荣的见证。

  游乐

  “浣花大游江”始于唐代

  五代至两宋时期,成都游乐活动丰富多彩。而“浣花大游江”等各种节庆之外,成都月月有商业“街市”,都为市民游乐空间。

  “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余时。闲来却伴巴儿醉,豆蔻花边唱竹枝。”早在唐代,成都就已经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成都通史》作者之一、四川大学教授粟品孝考证,最盛大的活动就是每年农历小满四月十九日的浣花大游江。此外,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这些街市不仅是商品交易场所,也是普通市民游乐和社交的空间。”粟品孝说。

  浣花大游江始于唐代,宋代继续兴盛。在这天,浣花江上官吏大夫与平民共同游乐,泛舟百花潭,《岁华纪丽谱》有记载。“最引人注目的是水上彩舟游行、船上音乐歌舞表演。”粟品孝说,这天太守出城,先到杜甫草堂旁梵安寺拜谒浣花夫人,在寺中设宴。然后登浣花溪彩舟,观军队骑射表演。再溯流至百花潭,观赏水上竞技、歌舞表演,之后官府与民间彩船在浣花溪中同漂流,两岸游人众多。有的把船只停靠在岸边,就地搭起帐篷,饮酒游乐。“浣花大游江,是宋代成都春游的高潮,也标志着春游的结束。可以说,是规模最为盛大、气氛最为热烈的全民性狂欢节。”

  据粟品孝考证,五代时期,成都西郊、南郊沿锦江、浣花溪一带已经形成长达10余里的园林区。到宋代,园林范围进一步扩大。比如成都西郊前蜀时的宫廷梅苑,任人游玩。在成都城内,当时还有西园、合江园、东园、中园、赵园、刘园、房季可园、王氏庄、瑶林庄等著名官私园林。在园林里,成都人不光是观景赏花,还能观赏到长达数月的杂技表演。成都的杂剧,不仅是男女合演,并且有剧情以及舞台布景和特技效果,兼具杂技和幻术性质。

  《成都通史》作者之一、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谢元鲁认为,两晋南北朝起,成都业已形成独特的社会文化风俗,与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人口增长和工商业发达直接相关。

  崇文

  蜀王重金重修草堂

  尽管经过多次移民,城市文化却一脉相承。至今仍在使用的都江堰、利用天然气煮盐、交子的诞生……据不完全统计,从古至今成都创造的中国之最、世界之最达到30项以上。

  从秦汉到唐宋,成都经过了两次大的繁荣时期,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文宗自古出西蜀”,这是文翁教化最重要的成果;唐代大慈寺壁画为唐代天下之冠,代表了成都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具有巴蜀特色的“蜀国弦”音乐,吸收了龟兹、南诏、骠国等地音乐的特点,编组了新的以龟兹乐为主的乐队,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

  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此次担纲《元明时期》卷的写作。他发现,经过元末明初的混战,成都的文化很快就恢复发展起来。为什么这座城市的文化有如此强的再生能力?他把目光投向过去曾忽略的研究,“明代蜀王,对文化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陈世松发现,在明代诸王中,被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文化素养比较高,向以“好学能文”著称。从第一代蜀王朱椿起,就极力恢复两宋时代崇尚文化的风气。当时,朱椿到成都后,听闻汉中博士方孝孺道德文章堪称明代第一,于是聘请为宫廷老师,并在其住所题匾“正学”,以激励蜀人向学之风。今天成都青羊区的方正街,就是方孝孺在成都讲学的住地。

  “蜀王也很注重文化设施的保护和兴建。”陈世松说,朱椿看到浣花溪旁的杜甫草堂仅存故址,衰败不堪,就开辟一块地重新修筑草堂。200年后,第八代蜀王朱宾瀚再次重金修建年久失修的草堂。这次扩建,奠定了今天草堂祠的规模。

  此次,陈世松查找了很多历史文献,蜀成王朱让栩留下一本集子《长春竞辰稿》里面,有对“成都十景”的披露,这是目前可查到的第一次记载:“龟城春色”、“岷山晴雪”、“閟宫古柏”、“市桥官柳”、“草堂晚眺”、“桔井秋香”、“墨池怀古”、“济川野渡”、“昭觉晓钟”、“浣花烟雨”,体现出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

  成都文化还有一突出特点,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有两次“大换血”,而成都文化却一脉相承,显示出极强的包容性、超稳定性。“就好比成都的火锅,什么菜都可以放入其中,但味道却不会变,而且天南地北菜品的原汁原味也融入其中,使成都味变得更醇厚,更富魅力。”成都市社科院研究员、《成都通史》编辑部主任林成西这样比喻,由此说明,成都文化具有稳固的本底,开放而不封闭。

  ◆延伸阅读

  关注城市,就是关注自己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说,今天的成都是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关注城市本身就是关注自己的未来。”

  纵贯古今的《成都通史》,为成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规律和智慧,对建设新城市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成都通史》的出版,是一个集大成者的‘接力棒’。”陈世松给出这样的评价。

  盛世修史。70多岁的陈世松,不仅是《成都通史》作者之一,也是该部著作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此前,他还编修了新老两版《四川通史》等一系列史学著作。1979年,全国史学规划会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刚进省社科院不久的陈世松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的四川省社科院历史室,就提出要修《四川通史》。”至上个世纪80年代,《四川简史(先秦-民国)》等一系列史书出版;1993年,老版《四川通史》问世。那时,成都市社科所(成都市社科院前身)历史研究室主任陈绍乾找到陈世松,咨询编修《成都通史》。至上个世纪90年代,已故四川大学教授隗瀛涛也发起编修《成都通史》建议。

  2007年,《成都通史》被成都市委、市政府立项,成为成都市“十一五”的重点文化项目。放眼全国,《成都通史》作为一部城市史,起步已有些晚。《成都通史》如何突出自己的特色?

  “编修之初,设计全书框架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林成西说,参照中国通史的分期并结合体现成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成都通史》划分为古蜀时期、秦汉三国(蜀汉)时期、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元明时期、清时期、民国时期,每个时期为一卷,全书共七卷。

  但是,《成都通史》的体例又有所创新。林成西告诉记者,各卷打破了以往通史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板块结构,分为“概述”、“专题”和“大事记”三部分。“概述”部分综述各时期成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该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基本状况;“专题”部分对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具有成都特色、能体现成都城市特征进行浓墨重彩地记述;“大事记”特别辑录反映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大事。记者 陈四四

责任编辑: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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