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有“天东四”的脊筒。

建筑构件。 （记者 吴晓铃 摄）

发掘现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几年前，成都市体育中心的建筑工地上，先后发现了隋唐“中央公园”摩诃池以及明代蜀王府遗迹。6月26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明蜀王府的东北角——今成都正府街与顺城大街交叉路口西南角的正府街遗址，再度发现了明代郡王——庆符王的王府建筑遗存，还发掘出一组从晚唐五代沿用到南宋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考古人员推测，这片建筑遗迹，可能为当时的官署或庙宇的高等级建筑。

大型建筑可能与官署有关

2018年7月，为配合基础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正府街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在发掘区的中部，考古人员根据建筑磉礅和出土瓷器等线索，一步步揭露出了这片大型建筑基址的面貌。记者26日在现场看到，发掘区域内仍然保留了几个磉礅的遗迹。遗址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磉礅是古代建筑中柱础下端用于承重的部分。在这片建筑修筑时，工人用一层夯土一层卵石反复夯筑，打下坚实的基础。

晚唐时，这片建筑规模还比较小，但到了五代时期就开始大规模扩建，以建筑间的天井为分隔，形成了主体建筑面阔七开间的多进深院落格局。磉礅间隔约3米，其上有8排柱子。初步估算，这栋七开间的大型房屋基址宽度达到了20多米。在解剖磉礅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少量瓷片。它们以晚唐五代时期的邛窑瓷器为主，如大饼足或玉璧足碗，低温青黄釉绿彩瓷片等。唐彬说，“结合上下地层出土遗物，我们判断大部分磉礅始建年代为五代时期。”到了宋代，这片建筑依然沿用，只是进行了小范围增补或改建。

面阔七开间的五代大型建筑基址，在当时属于何种性质？考古人员表示，古代民间建筑常用三开间，庙宇、官署则常用五开间或七开间，只有特别重要的建筑才用九开间。在这里发现的七开间的建筑基址，是成都近年考古发现的规模可进前5的大型建筑，推测可能为官署或者庙宇的建筑。

成都建城两千多年来，城址未变。尤其唐代剑南节度使高骈修筑罗城以后到清代光绪年间，罗城几大城门一直未改。唐彬说，根据《成都城坊古迹考》绘制的成都地图发现，罗城几大城门轴线交叉处，就位于正府街不远的玉带桥，“所以从唐代开始，正府街应该就是成都的一个中心位置。这处大型高等级建筑，可能与当时的官署或庙宇有关。”

明郡王庆符王王府揭开面纱

在正府街遗址的北部和南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正南北向的两座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仿木建筑构件。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构件已经全部清理出来放在了箩筐中，其中包括龙纹瓦当、滴水，凤纹滴水，斗拱，脊筒、龙吻等。它们全部由琉璃做成。此外，还清理出了龙、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等屋脊走兽的残件。在这些残件中，价值最大的当属一件脊筒，它是房屋正脊上的建筑构件，上面刻着“天东四”三个大字。

这片明代的建筑群，考古人员认为是明代郡王庆符王的王府。

唐彬说，在《天启成都府图》中，明确标注了庆符府在蜀王府的东北角，具体位置就在蜀王府北部萧墙之外。此次考古发现的明代建筑构件中，青色琉璃瓦占比较高，当为藩王一族在琉璃厂统一制造。

庆符王府的确切位置被考古印证，与成都市体育中心发现的明代蜀王府一起互为补充，丰富了研究明代地方藩王的实物资料。唐彬表示，大量出现的瓦当、滴水等建筑构建和建筑基址，也为复原明代郡王府的砌筑方法，对古建研究具有较大学术价值。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代庆符王朱宣，还是明末张献忠攻陷成都时，唯一一位逃出来的蜀郡王。史料记载，张献忠攻占成都前，末代蜀王朱至澍与诸妃嫔投井自尽，内江王、太平王等郡王随之而亡。仅庆符王朱宣在张献忠占领成都前逃走，夜走邛州，直到后来被下属暴露了王室身份。

唐彬说，根据现场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到，明代这里还是郡王府用料考究的建筑，到了清代，这片地区就已经变成普通民居。与明代宗室蜀王有关的一切，渐渐湮灭于地下。

据介绍，由于这片遗址后期破坏严重，将不再保留，磉礅等遗存将整体切割异地保存。 （记者 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