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维权成功，农民工向法律援助律师赠送锦旗。（受访者供图）

泸州市某工地农民工代表喜领工资。刘学懿摄（视觉四川）

法律援助律师为申请援助的农民工办理讨薪案件。（受访者供图）

法律援助律师（左一）前往工地了解农民工具体情况。（受访者供图）

　　聚焦

　　律师杜伟一边接电话，一边把要点记在本子上。这个冬天，他已经用了两个笔记本。“不能不记，现在手上有70多个案子，每天都有不同的进展。”1月11日下午，杜伟皱着眉头告诉记者。他是四川·成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一名干了10年的法律援助律师。每到岁末年初，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2016年，我省受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45729件，其中涉及农民工的案件达20112件，占比44%。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法律援助人的辛勤付出。

　　“保护伞”下的温暖

　　岁末年初，为农民工讨薪1.26亿元

　　电话另一边，有的是法院工作人员，有的是建筑公司负责人，有的是包工头，而更多的是请杜伟帮忙讨薪的农民工。案件的进展是好是坏，从杜伟的表情上就能分辨。“这个案子下周就可以发钱了！”说起为都江堰127位农民工讨薪的案子，杜伟终于笑了。

　　杜伟的面前，堆着厚厚一摞都江堰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每位农民工两份。“这是去年11月达成的调解协议，用工方已经把大部分款项打到我们账户上，下周我们就要发给农民工，让他们安心过年。”杜伟说，四川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常年有2400余万农民工在外务工，其中在省外务工约1200万人，“为农民工维权，是一道岁末年初的必解题。”

　　从2011年以来，每逢岁末年初，我省都会开展为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专项行动，重点指向讨薪和工伤赔付等案件。记者从省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到，在去年的专项行动中，全省受理农民工讨薪等法律援助案件4460件，提供法律咨询80132人次，为农民工讨回欠薪、赔偿金1.26亿元。今年的专项行动已于2016年11月21日启动，将持续至2017年2月24日，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延伸服务触角，搭建电话、网络服务平台等多种方式，为农民工提供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找到我们的时候，许多农民工已是走投无路了，如果不能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很可能发生极端事件。”杜伟说，通过法律援助为农民工维权，不仅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更能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维护社会稳定。

　　去年4月，来自仁寿县的徐秀群匆忙赶到成都：她的儿子在打工时中毒病倒，进了医院，老板却坐视不管。在援助律师的帮助下，官司打了好几场，二审判决用工方赔偿14万元。“虽然儿子受伤了，我们家庭也雪上加霜，但我的心头有了希望。”徐秀群说，“以前总觉得法律跟我们没关系，但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法律，确确实实帮到了我们。”

　　“保护伞”下的困惑

　　案件难办，农民工法律意识仍待增强

　　也有不少时候，杜伟皱着眉头：案件又遇波折。“经办不算太复杂的农民工讨薪案，也要花1年多的时间。”杜伟说，遇上为都江堰127位农民工讨薪的案子，光是初步核实情况、处理证据材料、办理法律援助手续等前期工作，就让他和同事加班加点忙了1个月。

　　在这个案子的档案中，记者看到了从2014年9月3日至2016年11月29日的157次办案记录。最初，郑贤平等农民工在都江堰修建房屋。承建公司为东莞某公司，该公司又将劳务部分违法分包给了自然人刘某。此工程后来因为资金问题而停工，郑贤平等127位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杜伟介绍，人数众多、案情复杂、证据不全等因素，让这场官司打了两年多，最终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由于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证据意识更是欠缺，前期收集证据就是个难题，案件推进过程中的配合也成问题。”杜伟说，法院传票刚刚送达，对方公司就提出了法院的管辖权异议，经过一审、二审，直到2015年7月底才被成都市中院驳回，“将近1年等待，农民工焦虑万分，询问的、发牢骚的、扬言要采取过激行为的电话让我们应接不暇，牵扯了我们大部分精力。”

　　之后案件也是一波三折：突然冒出来一个疑似空壳的第三方劳务公司，若法院认定承建公司合法分包给该劳务公司，承建公司将不承担连带给付义务，而这个劳务公司没有任何支付能力，就算胜诉也难以执行。

　　“这些问题，如果农民工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多一点风险规避措施，就不会造成如此被动的局面。”杜伟说，多年的维权经历让他感受到，要堵住欠薪的“决口”，一方面要规范用工方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切实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于是，杜伟和同事也开始将法律援助服务前移，深入农民工集中地区，宣传与农民工讨薪、维权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2016年12月21日，绵阳市总工会副主席田秀辉、绵阳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科科长费元吉、绵阳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胡小君以及办案人员一起，带着追索到的17.5万余元欠薪，送到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的12位农民工手中。发放欠薪以后，大家并不急着离开，而是围坐在一起，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讲解其中的法律知识，希望让更多人增强法律维权意识。

　　“保护伞”下的期待

　　流失严重，法援队伍急需更多高手

　　杜伟的手机里，保留着许多经办案件当事人的新年祝福短信。战斗10年，杜伟和同事收到了困难群众的129面锦旗、21封感谢信，每一份都被仔细收藏。“这是我继续战斗的动力。”杜伟说，做一名法律援助律师，虽然经济收入不高，但人生价值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不过，仅靠情怀坚守阵地的并不多。四川·成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是我省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纯公益性专业法律服务机构，于2006年成立，杜伟是创建者之一。10年之后，这个工作站的人马换了一批又一批，杜伟是唯一坚守下来的人。

　　2016年底，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继续将农民工等群体作为法律援助重点对象，提出要继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降低申请门槛。杜伟说，在越来越长的法律援助战线上，“高手”少了点，且流失率严重，造成办案质量有待提高。“这些年我们为农民工讨薪，交手最多的是对方公司聘请的律师，包括许多业内知名的‘大律师’。”杜伟说，一些公司还会采取各种手段规避法律风险，每次“高手过招”，都是一场硬仗，要求援助律师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精湛的业务水平。

　　“许多人总认为花钱请的律师更放心，这种刻板印象是过去较低的法律援助服务质量造成的。”杜伟说，要改变这种刻板印象，有待一批优秀律师加盟法律援助，不仅要为农民工打官司，还要为农民工打赢官司。

　　2016年，省司法厅、省律协下发了《关于推动律师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明确要充分发挥律师的重要作用，为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提供平台和保障。省律协公益法律服务工作委员会在2016年12月成立，朝着建立公益法律服务长效机制迈出了坚实一步。担任委员会主任的杜伟告诉记者，已经有许多律所、律师表态，将积极参与法律援助等公益法律服务，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实施意见》也提出，要加强机构队伍建设，配齐配强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并以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为契机，探索法律援助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模式，加强法律援助人才库建设，培养一批擅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专业人员。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晓林表示，今年还将举办一期针对管理技能的培训班和一期针对法律服务业务的培训班，集中培训市（州）及部分县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业务骨干，着力提升法律援助人员业务水平。

　　读数

　　2016年

　　◎我省受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45729件，其中涉及农民工案件达20112件，占比44%

　　◎岁末年初为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专项行动中，全省受理农民工讨薪、工伤赔付等法律援助案件4460件，讨回欠薪、赔偿金1.26亿元

　　编后

　　“为农民工维权，是岁末年初的一道必解题。”法律援助律师杜伟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省法律援助律师的情怀。

　　我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历来十分重视农民工权益保护，将农民工等群体作为法律援助重点对象。通过法律援助，不仅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引导着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

　　为农民工维权，困难在所难免。一些案件涉及人数众多，一些案件需跨省收集证据，与对方企业聘请的律师“过招”等，整个维权过程耗时费力，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打好农民工维权硬仗，需要更多具备丰富办案经验和精湛业务水平的律师加入进来，热心为农民工打官司、打赢官司，让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记者 吴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