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自贸区制度创新高地
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优惠政策洼地，而是制度创新高地。抢占这个高地，就会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赢得根本性优势。负面清单模式则是这个制度高地的中心枢纽，如何理解负面清单的枢纽意义，又该怎样抢占这个制度创新高地，本期专论邀请有关专家对此进行讨论。
嘉宾：
陈波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文武
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坚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主持人：评论员王付永
负面清单模式体现简政放权思路
主持人：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探索的大背景，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种模式和简政放权存在什么联系？
孙坚：我们习惯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教导你应该做哪些事，至于哪些不该做的则没有明示。相反，负面清单管理是仅限定企业“不能做什么”，并以“清单”方式进行列示，法无禁止即可为，体现了“放权”的改革思路。和正面清单管理模式相比，这一改革的制度效应，会产生现在估计不到的反应和各地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压力，进而会引发经济运行中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倒逼自贸区外的中国境内其他地区产生一系列的制度“裂变”，从而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和竞争力，进一步给中国与正在变化中的国际贸易规则接轨打下坚实基础。
陈波：负面清单是清晰的、简明的、公平的，因为告诉了什么不能做，除了不能做的其他都可以做。但反过来讲，正面清单，鼓励企业做什么，这就比较难明确，我鼓励你到什么程度？我没鼓励你能不能做？这全部是由各个监管部门自行解决的。我可以解释成你可以做，也可以解释成你不可以做，那么，这里面法律的不透明性、行政效率的低下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探索“成都版”的负面清单
主持人：成都充分发挥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有利条件，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率先开启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如何看待“成都版”的负面清单？
陈波：因为成都的版本不像上海自贸区那样需要考虑到未来国际谈判的需要，所以从国际规则以及法律意义来讲，成都的负面清单并不能算是标准意义上的负面清单。成都的这几份负面清单，更多体现了简政放权的意味。比如，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涉及18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139项特别管理措施相比，成都高新区首份负面清单包含的行业门类更少，清单“长度”也相应更短。
孙坚：建设自贸区就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在现有体制中，最难改革的就是审批制度。目前实施正面清单管理的一个严重弊端是，政府管得多，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另外，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企业投资往往跟着政府的产业指导目录和产业优惠目录“指挥棒”走，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负面清单管理则扩大了社会投资领域，不能干的事情就那几件，更多的是能干的事情，这种管理模式倒逼政府转变管理方式，加强自我约束。这是从根本上和制度上实现简政放权。负面清单非常具有向全国推广的意义，成都在副省级城市中率先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方式也体现了当地政府的勇气、智慧和决心。另一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对现行法律制度框架有所突破，它代表整个国家在进行改革创新，因此，它需要与国家部委一起来做；而成都的负面清单则是现有制度框架内的自我突破。
成都会成为下一个自贸区吗
主持人：率先在内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有效应对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新情况，使中国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进一步释放与激活西部发展活力与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继上海之后，成都会成为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吗？
杨文武：能不能成为下一个自贸区，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自身要符合设立的条件。比如，是否有必要的战略基础、是否有科学的战略定位以及合理的战略模式等。成都战略基础有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产业基础扎实：从目前成都三大产业的占比情况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半壁江山”，且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成都总部经济等高端服务业发展较快，且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第二，经济基础雄厚：2013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第三位，仅次于广州和深圳；第三，区位优势明显：成都作为我国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交汇点和国家向西向南发展的战略支点，具备明显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第四，对外开放的国际通道建设成效显著，是中国西部内陆开放十分重要的口岸城市；第五，机制平台不断健全，有利于助推成都内陆自贸区机制平台的最终形成。
孙坚：海外分布广泛的自贸区，尽管在功能、规模上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背靠一个成熟完善的金融中心。没有金融市场的支持，很多改革都难以向纵深推进。从金融机构数量和布局来看，成都是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金融生态也最完善的城市。当然，要想成为自贸区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即这个地区一定要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
如何在开放与监管之间找到平衡点
主持人：如果要创新设立成都自贸区，其战略定位应该是什么？
杨文武：据了解，目前已申报建立自贸区的省市区（含计划单列市）达几十个，多数带有“国”字号背景，但多数仅局限于各自地方或局部区域经济发展考量，并非从国家整体或全局战略利益出发。我认为，成都要挤进内陆自贸区的“大盘子”，必须进一步明晰战略定位，须在“中国内陆和沿边地区扩大开放”的战略思想指引下，服务于中国“西向南进”中的“一带两廊”（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需要，并打造一个能与长江经济带龙头的上海自贸区首尾呼应的、助推我国“海陆两翼”全方位开放格局最终形成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主持人：不妨再设想一下，成都一旦获准建设自贸区，能否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杨文武：不完全摸拟或照搬其它地区的做法，必须立足于自身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支撑性要素条件等相对比较优势与特色优势来设计自贸区发展模式。第一，从产业领域选择来看，成都可设立总部经济等高端服务业+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等制造业的自贸区模式。第二，从监管方式来看，可采取高端服务业的无形开放与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等制造业的有形开放模式。第三，从跨区域合作方式来看，可定位于一个能促进中国（西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发与开放，助推中国（西部）经济升级版的自贸区，可采取与云、贵、渝等西部其它省市联合打造内陆自贸区的模式。
责任编辑：
李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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